□穆童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历时5年打磨的小剧场话剧《共生》，印证了现实主义戏剧在当下依然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共生》没有铺陈跌宕奇崛的情节，也不追求猎奇的戏剧效果，而是从生活的琐碎出发，为观众搭建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舞台世界：在这里，家人重聚，争吵与和解轮番上演；在这里，代际矛盾、养老问题与情感纠葛交织叠加；在这里，方言与布景唤起老成都的记忆。

　　故事发生在一间充满回忆的老屋。母亲年迈独居、身患顽疾，已无法自理。她在生日当天把两个亲生儿子和养女召回家中，提出一个建议——卖房养老，谁愿意照料自己，钱就归谁。这一看似简单的决定，却点燃了家庭深处潜藏已久的矛盾。

　　《共生》冷静地将问题直陈舞台上：亲情与利益如何调和？责任与自由如何取舍？剧作通过一次看似团圆的家庭聚会，提醒人们：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从来无法割裂。家之所以为家，不在于砖瓦与产权，而在于那些“走不散的人”。争吵后仍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矛盾后依旧难以割舍。这种无可逃避的牵绊，正是“共生”的真正意义。

　　现实主义戏剧最难之处，在于人物塑造。若人物流于扁平，生活的真实便难以成立。《共生》在这一点上颇具匠心。

　　母亲无疑是全剧的核心。她虽然已无法自理，但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她提出的卖房计划，不仅是生存的策略，更是对儿女的道德试探。编剧没有将她塑造成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形象，而是赋予其倔强与孤独、算计与疑虑的性格，让人物在矛盾中更显真实。

　　老大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年群体的情况：在抚养子女、赡养父母与追求事业之间分身乏术。老二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性格懦弱，缺乏担当，不愿背负家庭重任，事业发展亦不顺遂，只想保全自身，难以顾及母亲。养女的身份更具张力：她既是家庭的一员，又始终带着外人的尴尬。她的归来，本身就在挑战家庭边界的定义。

　　剧中人物都不是脸谱化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普通人。观众看到的，不是舞台上的陌生人，而是生活中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自己。这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把“不完美的人性”推到舞台中央。

　　如果说团圆的故事情节让观众直面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张力，那么，带有鲜明成都记忆的舞美设计与四川方言的结合，则让观众嗅到、听到甚至触摸到老成都的气息，使现实主义的表达多了一份地域性的温度与厚度。

　　值得关注的是，《共生》在保持基本结构稳定的同时，不断加入当下新鲜的元素，如“用DeepSeek问一下嘛”“我要去看《哪吒》嘛”等台词。这种调整，使作品始终与现实保持互动，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获得新体验。

　　然而，《共生》并非没有瑕疵。整部戏几乎完全依赖家庭内部的对话推动情节，叙事结构显得过于单一。前半段紧张而生动，但在后半段，矛盾的处理略显重复，容易让观众产生节奏上的疲劳感。部分情节的转折缺少足够的心理铺垫，尤其是母亲态度的突然转变，略微显得突兀，没有充分展现人物内心变化过程。另外，养女与老大之间的情感纠葛过多，冲淡了她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

　　但这些不足并未掩盖《共生》的价值，反而提醒我们：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与艺术化之间的张力。真实提供了观众的代入感，艺术化的提炼、节奏的掌控及人物弧线的设计，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跨越地域和语境，在更广泛的层面激发共鸣。

　　如果在后续演出中能在叙事节奏上增加层次感，在人物心理的转折上给予更多细致描绘，并在语言表达上兼顾地域特色与普遍理解，那么，《共生》无疑有潜力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

　　总体而言，《共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却以细腻的叙事、真实的舞美和浓烈的地域质感，让观众在笑与泪中直面生活。它没有给出养老问题的答案，却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它没有提供圆满的和解，却展现了生活的破碎与无奈。

　　当舞台的灯光渐渐熄灭，观众走出剧场，心头久久回荡的不只是剧情，还有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真正怀念的是什么？是那间老屋，是那些旧物，还是饭桌边的争吵与笑声？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共生》告诉我们：无论如何，生活终将继续，而我们都必须在矛盾与依赖中，学会“共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