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兰州城墙修葺一新，时任陕甘总督那彦成撰写《重修兰州城碑记》以为纪念。

　　从碑文得知，兰州城墙距离上次重修已七十多年，年久失修，多有损毁。两年前，那彦成刚到任时，就谋划着此事。他认为城墙既起到防卫作用，也代表着城市形象，往来络绎，“形势最要”。但如此耗费人力物力的工程，尽管身为总督，他也不敢仓促上马。

　　几个月后，陇中遭遇干旱，因为错过农时，许多灾民的生计没有着落，最稳妥的解决办法，是让灾民在次年秋收前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时，那彦成想到修城之事，于是招募灾民以工代赈，修城务工。这样，既推动了修城工程，也解决了灾民生计。

　　待竣工之日，“工举而民悦，城成而岁熟”，官方、民间都皆大欢喜。那彦成不禁感慨，修城墙一事前后议了两年，因担心给百姓造成负担，迟迟没有动工，这次在解决灾民生计的同时，让工程顺利落地，可谓是“二事不相谋，适以相成”。

　　在古代，城墙有它存在的社会价值。客观来说，修缮城墙，属于正常公务，历代都有惯例，甚至算不上“形象工程”。那彦成作为陕甘的“头号大员”，完全可以下令直接启动。但他能从实际出发，慎重决策这个重大项目，并等到合适契机时，达成两全其美的效果，不务虚功，不图近利，显示了封疆大吏的格局和智慧。

　　古人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策的好坏，要看它的初衷，还要看执行政策的人是热衷于造势一时，还是造福一方。造福一方的，心中有民，自然会政兴人和；而总想着造势一时，捞取“好处”的，只会遭人唾弃。君不见商纣王、隋炀帝，奢靡华丽的“城墙”修得再高再牢，也终究在民心向背前说塌就塌。

　　（王家安）

　　“洪武七年”城砖

　　明代，兰州市西关十字城墙地基出土。长44厘米，宽22.5厘米，厚10.3厘米，稍残，上横印“大明洪武七年兰州卫指挥使司造”。

　　（甘肃省博物馆提供）

　　来源：甘肃纪检监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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