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刚  

我与贺鸿凤教授相识，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是初出茅庐的青涩教师，贺老师则是济南大学年富力强的教授。贺老师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入学的学生，比我早入学26年，我们在相同的校园、相同的教学楼中读书，我的一些老师要么是她的老师，要么是她的同学。有了这样的人生交集，贺老师对母校的感情便延展到了我这位留校的青年教师身上。至于我真正走近贺老师，则始于她退休之后任《现代教育》“学者访谈”栏目编辑之时。

退休之后，贺老师并没有安于颐养天年，也没有被生活琐事所羁绊，相反，她以知识女性那种敢打敢冲敢作敢为的现代精神担任了《现代教育》的编辑。贺老师曾于199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这一段经历为她后来主持“学者访谈”栏目并采访一些著名学者做了很好的铺垫。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兼职，让贺老师的人生变得精彩起来。十多年前出版、当下又要再版的《鸿爪雪泥》，便是贺老师精彩人生的有力见证。


贺老师的这部《鸿爪雪泥》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她多年来创作的散文精选；第二部分是随笔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第三部分是学者访谈录，是她担任“学者访谈”栏目编辑时亲自采访并创作完成的；第四部分是“赏析·短论”及其他，这是她在写作课教学实践过程中从多重维度出发、围绕多种文体展开思考的学术心得。

贺老师的散文随笔大都从自我真切的人生体验出发，选取一个个历史片段连缀成篇，恰如书名“鸿爪雪泥”的隐喻义一样，大都是历史上一些曾经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片段，在娓娓道来中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内在节律。像发表于1981年的《酸枣树》一文，把那棵深深植根于童年思想深处的酸枣树的际遇，置于历史大时代背景下加以表现，让我们体味到了酸枣树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悲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悲剧也降临到了我家酸枣树的身上”，“酸枣树哪里知道政治气候的寒暖，哪里懂得主人的不幸遭遇和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如此强大的生命活力依然无法抵挡外在的磨难，以至于主人不得不“狠狠心把这棵酸枣树锯了”。面对空落落的庭院，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温馨记忆不复存在，以至于“我疑惑地问自己，这是我的家吗？”这种直抵心扉的失落恰是特定时代留给少年的精神创伤，深深地折射出个人乃至时代的无限悲凉。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正道是沧桑。被“时代”锯掉的是酸枣树的树干，锯不掉的是酸枣树那深深扎根于肥沃土壤中的丰盈根系。当来年的春风春雨来了，被锯掉树干的酸枣树又会焕发出无法抑制的生命力，在生命的轮回中茁壮成长为一棵小小的酸枣树。这篇散文不再是一篇单纯地书写酸枣树命运的散文，而是一篇承载了家国大事的历史报告。

作为经历过时代苦难的人，贺老师用纪实的手法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恰如历史碎片，为我们还原那个时代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弟弟》一文中的弟弟，恰是动荡岁月中诸多来到世上却无法抵挡贫困和疾病的儿童的真实写照，至于他的人生还未来得及绽放便随风而去，恰是旧中国的真实缩影。这些历史碎片被历史之河淘洗之后已变得朦朦胧胧乃至若有若无，但记忆本身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下的历史坐标——中国在走过了困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好时节。然而，这样的历史感喟并不是作者用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将历史的底片置于显影剂之中而慢慢地显示出来的。

《现代教育》的编辑成为一个让贺老师为之着迷的事业，是一个最适合贺老师挥洒诗意人生的新场域。在这个场域里，贺老师不仅通过编辑工作做到了“达人”，而且还做到了“达己”。我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贺老师便是由此开始的。

2000年前后，我正处于人生的上下求索期，继续安于现状于心不甘，超越自我则力有不逮。生命之火是熊熊燃烧还是在忽明忽暗中冒烟？为了能够对抗这种疲惫的人生，我便写了一篇题为《让生命充分而自由地燃烧》的文章，投给担任编辑的贺老师。没有想到的是，贺老师竟然对我的这篇文章颇为青睐。也许是出于对一位年轻人不甘沉沦的上进心的呵护，贺老师把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出来。由此开始，我把贺老师视为最能读懂我的上进心的诸多老师之一，对贺老师自然就多有推崇。

在通往学术之巅的崎岖山路上，我觉得认真学习前人的登攀经验会给自己的登攀带来极大的启示，便开始关注一些学者的学术突围之路。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我于2001年撰写了一篇关于王富仁教授的文章，于2004年撰写了一篇朱德发教授的文章，都经贺老师之手发表于“学者访谈”。王富仁先生和朱德发先生是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极为深刻影响的两位学者，他们的治学之路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而贺老师则促成并深化了我对这两位先生治学之路的理解。

不同于一般的编辑，贺老师在主持“学者访谈”栏目时还亲自采访了许多学者，仅本书所收录的学者访谈文章便有19篇。受访者既有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还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和书法家等。著名学者徐中玉、作家王蒙、数学家彭实戈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贺老师的学者访谈注重以生命之光烛照访谈对象的精神世界，由此使创作主体与客体达到了较为完美的融合。2003年，贺老师在关于王蒙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创作是一种燃烧”，并认为这是对创作主体的突出和张扬，是对人本精神的重视，强调了作家的庄严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退休之后的贺老师始终以自我学术生命充分燃烧这一基点来解读年过七旬的王蒙的生命状态。今天看来，贺老师的这一感慨何尝不让我们这些后学更加感慨：20多年过去了，王蒙已迈入鲐背之年，却依然保持着饱满的文学激情；而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贺老师依然倾心于散文集的再版与书画创作，这恰是贺老师让生命自由燃烧的直接佐证。

贺老师的学者访谈并不是仅呈现学者平面化的学术实绩，而是走进学者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学术世界，在呈现其外在的学术实绩的同时探寻其学有所成的规律，这既受到她所主持栏目的规约，也浸润着她在治学方面的独到思考，其宗旨在于能够给读者以思想的熏陶和方法的启迪。如她撰写的关于彭实戈的文章便有这样的总结和升华：“彭实戈的数学人生中，我们发现与自学一直分不开，对此他的体会和感受是很深刻的。”显然，这样洞幽烛微的发现，既切合了彭实戈学术研究路径的实际，也体现了作者对其治学理念的独到思考。

贺老师在总结了彭实戈学术实用之奥妙之后，又走进其精神世界，并由此提炼出了“学者本色亦英雄”的结论，实际上，我在此借用这句感喟之语，也可以说“编辑本色亦英雄”。作为编辑，如果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真实人生体验，又怎能走进这些学者的学术人生中，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呢？如此想来，我在脑海中幻化出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身为编辑的贺老师，傲然地立于文字之巅，饱蘸情感之笔墨，在撰写并编辑这些学者访谈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本色气度，字里行间洋溢着凛冽的巾帼英气。这种精神气象，仿佛济南历史上的李清照向我们走来，如此说来，贺老师展现给我的不再只是“编辑本色亦英雄”，而是“女子本色亦英雄”。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