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4月1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岳永逸、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教授朱炯、播客 “文化有限”主播张超，齐聚北京五道口PAGEONE书店，围绕独立摄影师马宏杰历时八年追踪武汉民间楚剧团的新作《最后的江湖戏班》，以及其二十多年的工作手记《拍摄人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纪实摄影、民间文化消逝与记录意义的深度对话。

老艺人们慢慢敞开心扉，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最后的江湖戏班》记录了武汉最后一个民间楚剧团——吴正彬剧团的完整兴衰历程。马宏杰自2018年起跟拍该戏班，历时八年，不仅记录了戏班的演出与排练，也深度参与了老艺人们的日常生活。

该戏班平均年龄65岁，藏身于老汉口一条即将拆迁的巷弄，在百余平方米的仓库中搭起仅6平方米的舞台，每周演出一场楚戏。在城市化、新冠疫情冲击与观众老龄化的多重挤压下，台下观众从数百人缩减至十余人。随着团长与主要演员相继离世，戏班最终难逃解散的命运。

谈及创作背景时，马宏杰回忆，起初戏班的人并不接纳他——他的一些提问触及了他们的隐私。但随着关系逐渐深入，老艺人们慢慢敞开心扉，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马宏杰形容道：“我的提问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他们的皮肤，让内心隐藏的善恶、美丑都暴露出来。”

同期出版的《拍摄人间》，则汇集了他在《中国国家地理》任职二十多年间的图片编辑手记与创作思考，系统梳理了他的纪实摄影理念与工作方法。

再小的人物都有乾坤

无论是《最后的江湖戏班》中对武汉楚剧老艺人八年的生死跟拍，还是《拍摄人间》里对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无数底层面孔的忠实记录，马宏杰的镜头始终对准同一个方向：为那些被时代浪潮冲刷、即将无声消逝的小人物留存一份生存样本。他不拍英雄，不追逐流量，只关注那些不起眼的、正在老去的、正在被遗忘的人。马宏杰希望探究他们的内心，去寻找一个答案。这两本书共同构成了他“为小人物立传”的创作图谱——一个人可以微小，但不应该被彻底忘记。

岳永逸教授自1999年起便开始研究江湖艺人，同样十分关注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认为书中有些人物虽然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但依然保有一颗真诚的心。岳永逸教授认为，平凡的人背后往往藏着波澜壮阔的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江湖，我们每个人都构成这江湖的一部分。

八年，只为留下消亡的样本

朱炯教授从摄影专业角度分析了马宏杰工作方法的特殊性。她指出，在短视频主导的影像环境下，人人似乎都成了“摄影师”，但当下的重点已从“拍好照片”转向“如何传播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在这样的潮流中，马宏杰以八年为周期的长期跟拍项目显得尤为稀缺。他的影像语言既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美，也反映了拍摄者的诉求。

马宏杰则回顾了自己从2002年跟拍河南耍猴人，到此次跟拍楚剧团的持续动因。他表示，自己对“边缘民间艺人”的拍摄兴趣并非出于怀旧或猎奇，而是相信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是中国社会变迁中最真实的切片。即便明知戏班终将消失，他仍然选择用八年时间完成记录，目的正是“为后人留下一个完整的消亡样本”。

共情与真情的重量

《最后的江湖戏班》与《拍摄人间》都是文字与影像并行的纪实作品，前者以八年田野照片配以翔实文字，还原戏班消亡的完整过程；后者以工作笔记与精选图片，梳理对二十年摄影生涯的思考。在讨论两种记录方式的互补时，朱炯指出：影像擅长捕捉瞬间的视觉冲击，文字负责交代时间脉络与内心独白。两者结合，才能让一个消失的江湖被后人真正理解。这种图像与文字之间形成的独特张力，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

岳永逸最后评价了《最后的江湖戏班》对民俗学研究的价值。他认为，如何与被采访者形成共情是一大难题。马宏杰与戏班的人一起“感受”死亡，悲情贯穿全书始终。他的纪实作品提供了一种“共情的观看方式” ，让研究者能够重新感受到那些数据背后活生生的人。学术分析与纪实作品互为补充，才能真正呈现一种文化是如何活过、又是如何死去的。岳永逸感慨，充满真情的写作十分难得，这本书写出了小人物的伟大。“感同身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正如马宏杰在《拍摄人间》中对自己工作方法的总结：认真开始，认真结束——长期项目前期需要大量时间建立信任，拍摄过程中保持克制的在场感。他相信，只有真诚地对待采访对象，才能打动对方。因此他建议年轻纪实摄影师避免急功近利，用时间换取真实。

《最后的江湖戏班》是向一个消失的戏班致敬，而《拍摄人间》是向一段二十年的纪实生涯回望。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朴素而珍贵的信念：那些被时代甩在身后的人，那些不起眼认真活过的生命，同样值得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当短视频的喧嚣淹没折子戏的幽咽，当城市更新的推土机碾过最后一块“杂吧地”，马宏杰用镜头和文字做的，不过是为沉默者留下回声，为消逝者刻下印记。这两本书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它们为未来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窗——透过它，会知道这个时代曾有这样一群人，在6平方米的舞台上，唱到了最后。

编辑：江丹  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