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物语 | 人文
新黄河  2025年03月07日

作者:李雁  

山东大学校园里有几株西府海棠,每到春来,繁花满树,叫人目不暇接。西府海棠本出宝鸡,有“花贵妃”之誉,也是宝鸡的市花。宝鸡在古九州中属雍州,至周代为西虢之地,战国时秦于此设陈仓县。汉代定都长安,以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领拱卫京畿之职,统称“三辅”,王勃“城阙辅三秦”的诗句即本乎此。其中右扶风辖区在关中之西,故称西辅,后省作“西府”。宝鸡之名所出甚晚,大约是到了武则天时期才有的。

宝鸡老火车站

渭水河畔的陈仓老街

有年冬天,我急不可耐地直奔河西走廊,车过陕西时曾在宝鸡逗留两日。当时是从西安发车,经咸阳,在宝鸡高新区下的高速,沿渭河往西,很快就到市中心了。

一月份天黑得早,走到滨河大道,正赶上堵车高峰,路边是静静流淌着的渭河,两岸灯火通明、车水马龙,行车汇入其中,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河,瞬间隐身了似的,不由想起了那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暗度陈仓。

当年被封于汉中的刘邦,听从谋士张良的建议,火烧褒斜栈道,表明自己无意东归。才过了八个月,又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策,率军避开有重兵把守的褒斜道,出秦岭大散关,直取陈仓,由西向东,一路挺进关中,最终击败项羽,建立汉朝。

我入住的酒店位于宝鸡老火车站附近,是由民国期间的陈仓县衙改造而成,大门上方还保留着“天下为公”的大字。周边是繁华的商业区,楼下便是美食街。因为还保留着老街区的基本格局,没有过多的规划和统一的设计,建筑多随势而就,参差不一,缺少方位感,加之各种小吃店门面缭乱,人头攒动,外人很难找到想去的地方。我们就近到一家特色面馆吃西北扯面,坐巷边小桌,少时,热面端上来,却是两只粗釉巨碗,大过人头,沉甸甸的,须用双手接下,捧到桌上,却见清油拌着细腰带那么宽的面条,仅覆碗底而已,上面点缀着几星绿菜丝。我把头探进碗里,初尝一口,味道不赖。趁热一气吃尽,探出头来,抹嘴走人。途中又吃一肉夹馍,方饱。

回到酒店,窗外灯火阑珊,忽然想起早在刘邦之前,有个从山东闯荡过来的老汉——八十多岁才发迹的姜子牙。

司马迁《史记》里称姜子牙是“东海上人”,学者考证为山东日照人,名尚,字子牙。因其先祖“封于吕(当同莒)”,故又名吕尚。姜尚家贫,外出谋生,一事无成,据说穷得连老妻都弃他而去,只落得在河边打鱼糊口。当时商王属下的一位地方首领欲外出打猎,占卜时得到“所获非龙非虎,乃霸王之辅”的神谕,于是一路留心,却见姜尚正垂钓溪畔。后人的演绎增饰了更多有趣的细节:姜尚的钓钩上竟然没挂鱼饵,鱼钩也未垂及水面,而且还是直钩。让我分析的话,大概是因生计没有着落,心事重重,况且年纪比我还大不少,做事丢三落四的,也算正常。但那一心求贤的却想:怪哉,能做出这种行为艺术的,定非凡人!于是愿者上钩,将他请上车,带了回去。这个打猎的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姜尚遂成为文王的首席军师,文王死后又辅佐其子武王起兵伐商,最终奠定了有周一代八百年的基业。姜尚后被东封到齐地,成了东方最强大的诸侯国的开国之君,被尊称为姜太公。

太公钓鱼的地方南据秦岭、北临渭水,过去有一个很大气的名字——磻溪,听起来就像个盘龙卧虎之地。郦道元《水经注》称:“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由默默无闻到老来爆红,闪瞎了不少人的眼,这种经历也算是一个人生命轨迹中的“暗度陈仓”了。

渭水晚照

到了金元之际,又有一位来自山东栖霞的道士在这一带隐居修行六年,他就是后来万里西行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以“止杀”说动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丘道长现存诗集六卷,名为《磻溪集》。

如今在陈仓区的磻溪镇与钓渭镇之间,有条由南向北汇入渭水的伐鱼河,当地人在河岸上建起了钓鱼台风景区。姜子牙名气极大,但这里只是个小众打卡地,若有时间,或可一游。

博物馆里的青铜器

比起钓鱼台,坐落在渭河南岸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却是个相当热闹的地方。门前高耸的台阶正中横着一面石墙,墙面主体饰以暗褐色的青铜纹图案,当中赫然一行大字:中国青铜器博物院。宝鸡偏居关中西隅,连个省会城市都不是,却能有个以“中国青铜器”打头的博物院,这绝非偶然。

中国青铜器博物院

宝鸡以北扶风至岐山县这一带古称周原。《诗经·大雅·绵》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说这里土肥水美,连苦菜都带着甜味。原字甲骨文同“源”,周原也就是周人的发祥地。当初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率族人由甘陕交界处的豳地南迁至此,建都岐邑,这里遂成为西周最早的都城。到武王伐纣翦商,迁都镐京(今西安)前,这里一直是周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宝鸡有众多的青铜器出土也就不足为奇。大家最熟悉的何尊,原物就放置在博物院最显著的位置,每天围着许多人驻足观看。何尊底部有“宅兹中或”的金文字样,或字由戈与囗(同“围”)组成会意,即用武器守卫四周有标界之地。如要强调这里是物产丰饶的土地,在或字上加个土字边,就是地域、领域的域字;如果把它从外边用墙围起来,就是邦国的“國”字。所以何尊成了目前所知最早记录“中国”一词的实物文献。

何尊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宝鸡贾村(今属陈仓区),最初被当成废品卖给了回收站,后来才逆袭走红。而此前一百多年,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和大盂鼎也同样出土于宝鸡境内。大盂鼎和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撰此文,年前我又专程赴京,第三次近距离探视这两个不轻易示人的国之重器。

国博藏大盂鼎

毛公鼎以内壁五百字长篇铭文而闻名,是目前所知存字最多的青铜器。自出土之后,它便开启了漂泊生涯。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山东潍城人陈介祺斥巨资购自北京古玩商之手,藏于家中万印楼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是私家收藏毛公鼎时间最长的人。陈介祺死后,家道中衰,毛公鼎为富豪商贾、达官贵人所追逐,复流浪各地,由山东而上海、而香港、而南京,最终于20世纪中叶落户台北。三年前我曾到过陈介祺故宅,万印楼中仅存其复制品,所幸此前曾两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亲眼得见毛公鼎和散氏盘。这两件珍贵文物对当今书法界大篆体的书写影响极大,以至于连我这个书法上的门外汉,为给本科生讲文字学,也曾尝试临摹过。

再说大盂鼎。道光年间出土后便被贩卖,几经流转,咸丰年间为湖广总督府中幕僚左宗棠所得。值左宗棠遭谗待罪,侍读学士潘祖荫上奏力保,终得豁免。潘祖荫好古玩,左宗棠遂以宝鼎相赠。自此大盂鼎一直为潘家祖孙三代珍藏,直到日军侵华期间,战乱迭起,大鼎太沉,无法转移,潘家遂将之埋入苏州老宅地下。一同掩埋的还有铸造时间稍晚些的西周大克鼎等珍宝。20世纪50年代,社会安定下来,潘氏后裔将之起出献于国家,大盂鼎连同大克鼎一起入藏上海博物馆。其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建成开馆,大盂鼎上调北京参展,从此入驻国博。而大克鼎则得以留守上海,据称上博新馆主体建筑的设计灵感就源自该鼎。至于最初与大克鼎一起出土的七件小克鼎,除一件保存在上博外,其他早已流散海内外,现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天津博物馆、南京大学博物馆以及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

大、小克鼎也都出土于宝鸡扶风县法门寺附近,宝鸡果然多宝!

石鼓山上的石鼓阁

青铜博物院就建在石鼓山下的中华石鼓园中,其主体便似鼓形。山上有一高阁,名石鼓阁,嵯峨五层,一眼望去,颇有气势,是宝鸡的地标性建筑。大概因疫情所致,阁门紧闭,不得而入。石鼓山本名陈仓山,因唐代在此发现了十个带有大篆体字迹的鼓形刻石而声名鹊起,遂改名叫石鼓山了。

石鼓高阁

古诗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重于传史的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金石之固可以超越生命,所以商周青铜器被铸造上了大量的金文。而把文字刻到石头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始皇东巡时留在山东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上面刻的都是“车同轨、书同文”后的小篆。石鼓上刻的却都是赞美秦王狩猎的大篆,时间明显要更早些。尽管东汉学者许慎断言五帝三王之时,封泰山者七十二君,都曾留下了不同的文字(《说文解字序》),但考古学可以证明许老先生是吹牛。陈仓石鼓才是中国所有刻石碑铭的鼻祖,这是真牛!

放眼世界,早在公元前18世纪(相当于商朝之前),古巴比伦人就把《汉谟拉比法典》刻到了石柱上,但那是法律条文,和专门用来颂扬赞美的纪功刻石不是一码事儿。南亚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古印度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了半个世纪,他所到之处便刻石立碑以宣示恩威。而陈仓石鼓的时代应该稍早于至少不晚于阿育王的碑铭。换句话说,搁在世界文化史上,石鼓山也是个不容忽略的地方。

至于石鼓所经历的传奇故事,限于篇幅,只能长话短说:安史之乱后,十个石鼓只剩下九个,而这九个也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北宋时仁宗皇帝下令寻访,凤翔(今属宝鸡)知府司马池不知怎么找齐了,将十面石鼓献至京师,却被发现其中一个是假的。司马池本人是进士出身,其父、其子也都是进士,可见文人造假有些年头了。补充一句,司马池那个进士儿子相当有名,叫司马光。

失踪的石鼓原件后来也找到了,可惜被人削掉一半,做成了舂米石臼,兼用作磨刀石。这九个半石鼓被爱好艺术的宋徽宗当成宝贝,每个字都镶灌上了黄金。如此高调显摆,靖康之难后当然被金人当成战利品带到了燕京。金人不识大篆,却认得金子,剥去了黄金,便将其弃之不顾。就这样又经过元明清三代,石鼓一直待在北京,如今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石鼓的故事完美印证了《道德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道理。老子又曰:“柔弱胜刚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无论是人还是物,若能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反倒更长久。可偏偏也有大张旗鼓、不肯“暗度陈仓”的,就是三国时的诸葛亮。

诸葛亮是地道的山东人,只是因躲避战乱,才隐居南阳卧龙岗。《三国志》注引《吴书》:“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之为氏。”孔明先祖本姓葛,在诸城的这一支迁到阳都(今临沂沂南一带)后,为和当地原有的葛氏相区别,于是改称诸葛,才有了这个复姓。

《三国演义》称诸葛亮晚年“六出祁山”,实是五次北伐,每次皆从汉中鼓噪而出,东进关中。初因马谡失街亭而败于魏军大将曹真(非京剧《空城计》中的司马懿),其后几次也都无果而终。最后一次索性屯兵陈仓,与司马懿隔渭河相持不下,忧病交加,病卒于五丈原。临终前布置蜀军有序撤离,魏兵恐有埋伏,不敢追杀,孔明终得归葬汉中,民间遂有“死诸葛走生仲达”之说。仲达,司马懿字。

五丈原在宝鸡岐山县南,诸葛亮庙存焉,吾人当去一拜。

摄影:李雁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