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当代文学，反映抗日战争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大题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文学作品。《生死场》《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从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根据地生活等不同的角度，近乎全景式地反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构筑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书写抗战的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当下，并持续产生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学作品。

铁流是一位创作成绩斐然、有影响力的作家。他创作了《靠山》《烈火芳菲》《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等大量反映抗战历史的非虚构作品。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铁流围绕根据地“戏剧抗战”历史新创作的中篇小说《八路军唱歌》可谓正当其时。铁流曾说：“文学创作需要用心去触摸，需要用双脚去丈量。足不出户闭门造车，也许你写得很精致，但往往缺少了生机和烟火气。纸花再绚丽，毕竟是没有生命的。”这是他对文学创作理念的阐释。无疑，《八路军唱歌》是一部“用心”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生机和烟火气”的作品，更是一部有蓬勃生命力的作品。它赓续了现代文学以来的创作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了新的叙事内容，采用了地域风景美学的审美形态，为抗战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审美向度。

一、戏剧抗战：抗战书写的新题材

《八路军唱歌》在叙事上发掘了以往小说很少表现的新题材、新内容。它主要围绕戏剧抗战这一历史事实展开。小说开头以一首民谣引起叙述：“日本鬼子靠垒窝(修碉堡)，国民党靠吃喝，八路军靠唱歌”。“唱歌”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小说反映了沂蒙山地区“姊妹剧团”在敌后根据地开展戏剧表演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涌现出了许多演剧队、剧社、剧团，他们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量的演出活动。戏剧因表演方式灵活多样，符合群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接受习惯，并且能够迅速地反映时代、传达抗战声音，而在发动群众、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戏剧承载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八路军唱歌》正是对这一历史的记录。小说通过姊妹剧团在火红峪展开的一系列演出，展示文艺如何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下动员和教育民众。

火红峪是抗战年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乡村缩影，它承受着法西斯主义和封建思想的双重压迫。因此，姊妹剧团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武器推翻这两座大山：“你们的武器就是文艺，要用文艺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赶集》是姊妹剧团根据发生在火红峪的悲剧编写的以动员抗战为目的的剧目。它旨在号召民众共同奋起，携手反抗日本侵略者。姊妹剧团的演出发挥了巨大的动员作用，“大家听了，都群情激昂的。说打日本小鬼子，就像咱们平时噶伙计(指结交人)，咱的伙计越多，小日本就越害怕，不愁打不死他们。”

除了抗战主题，小说还表现了根据地清除封建思想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是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她们在敌后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彻底解放妇女，发挥她们在支援抗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妇女解放就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姊妹剧团主要由妇女构成，因此其本身就是妇女解放的象征。而小说中姊妹剧团演出的《参加妇救会》等剧目更是鲜活地体现了妇女的生活现状以及解放妇女的必要性，“姐妹们，起来吧，参加妇救会，给八路军烙煎饼，救护伤员，支援前线!青年姑娘要解放，要放足，要识字。上面喊下边应，下面喊上边应的。”

在以上两个主题之外，小说还涉及到减租减息斗争。“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经过两次国内革命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解放，他们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必须联合一切力量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从土地革命转变为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农思想使得农民不敢真正地接受新政策、新观念。小说中演出的《明减暗不减》所表现的就是农村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农民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姊妹剧团通过这一出戏，有力地阐释了农民才是物质财富的真正生产者，从而在思想上清除了封建残余，促进了农民的解放。铁流在小说中通过对姊妹剧团的描写，表现了戏剧抗战的历史，又通过姊妹剧团演出的戏剧构成的第二重文本拓展了小说的内容，反映了反抗侵略者、妇女解放、消除封建思想和减租减息等发生在根据地的多重斗争的历史。

二、叙事建构：多元视角下的抗战书写

除了叙事内容的创新，铁流还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开拓。小说的情节相对来说并不复杂。事实上，越是简单的情节就越考验写作者的叙事技巧，否则很有可能使小说流于平庸，损害小说的审美性。在这一点上，铁流并没有简单地处理小说的叙事。他在《八路军唱歌》中通过多元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既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又在情感、细节的“褶皱”中发现了历史的温度。

在当代文学的发轫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曾经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小说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这些作家大多是革命的亲历者，因此他们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回忆录的特点。一方面，小说因此具有了史料般真实的质感，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作者的意识过度介入叙事，也使得小说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较为单调，无法在叙事中灵活地采用多种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表现革命历史的全貌。《八路军唱歌》在题材上属于革命历史小说一脉，但是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应用上则更加现代。

首先，在整体上，小说运用了全知视角。叙事者通晓小说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了解小说人物的人生细节，“他”能够看到人物看不到的环境、历史。《八路军唱歌》的开头就将叙述的镜头对准了姊妹剧团的演员们：“姊妹剧团的演员走在大山的深处。队伍是上午出发的，翻过了一山又一山的，可还在山丛里。从高处俯瞰，那山一层又一层的，层层相连，没边没沿的。大家都喘着粗气，说几句笑话，也是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的。”这里的叙事视角很明显是高于人物的全知视角，小说的叙事者仿佛站在高处，俯视着行走在山坡上的人物。随后，张锐、刘磊、小不点等剧团成员渐次登场，小说转而开始追述张锐、刘磊的家世以及姊妹剧团的组建过程。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事者以全知者的姿态叙述了姊妹剧团成员的命运：“关于姊妹剧团和火红峪后来一段时间的故事，很多人是在1942年春天的《大众日报》上知道的。火红峪成为了抗日堡垒村。张锐和刘磊等几个姐妹，为了掩护乡亲，牺牲在1942年的大年除夕里。”凡此种种，都是全知视角的具体体现。在全知视角中，叙述者因为对叙事的整体把控而具有权威性，因此他所讲述的故事也就带有强烈的权威色彩和真实性。因此，革命历史小说中经常借助叙述者的权威来加强所叙述的历史的真实感。在《八路军唱歌》中也是如此。

全知视角的运用使姊妹剧团的故事具备了历史的真实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然而，这一叙事视角也带有距离感强、代入感弱的弊病，这也是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缺点。在与革命相近的年代，读者们或直接经历过那段历史，或从生活中感受到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即使小说采用了全知视角，他们依然可以在情感上与之共鸣。然而，当革命来到“第二天”，要想通过续写革命故事来维持民族情感上的同频，就要求作家超越全知视角的限制，采用更加灵活、更加细腻、更具有情感色彩的限知视角，来表现更多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的温度。

因此，除了整体上的全知视角，在小说局部的处理上，铁流灵活地应用了女性视角、农民视角等限知叙事视角作为补充。限知视角强调的是叙事的差异性，即不同的人物所关注到的内容应当符合人物的性别、性格和身份，它能够细致深入地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例如，铁流在小说中塑造了秋月、小丫、小崩豆、张大娘等“老中青”三代女性形象。从女性视角来看，抗战带来的不仅是民族解放，更是妇女的解放。秋月第一次见到张锐便关注到了她的“短发”，短发在这里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女性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身体，象征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小说临近结尾部分刘磊为每一位女性取名的情节极具深意。“秋月娘很是高兴，说自己从小就被人黑丫黑丫的叫着，老了老了，还没个名字。现时八路军号召解放妇女，也把咱女人当人看了。”从女性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种命名，更是社会地位的确认，是对女性独立身份的指认，是女性从父权、夫权等多重压迫下得到解放的标志。

而在思想上稍显落后的男性人物张二犟就无法理解妇女解放的意义，他觉得女八路出操是胡闹，认为女性应该围着锅台转。但也正因如此，这一人物才更加接近现实。人无法脱离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以及长久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作为农民的代表，以农民视角来观察抗战，他们关注的是土地、庄稼，是减租减息政策带来的切实的好处。他们或许仍然保留着小农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但是也正因如此，这些人物才显得格外真实。通过女性、农民等限知视角，小说在全知叙述的基础上，发掘了人物的情感心理，增添了更多真实可感的细节，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它使后来者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不同身份的人在抗战中的个性化的视角和态度。小说正是借助多种限知视角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和深度。

三、地域风景美学烛照下的抗战历史

文学的价值在于审美。文学作品通过叙述为历史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美学的价值。《八路军唱歌》在见证抗战历史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风景美学特征。首先，《八路军唱歌》通过运用多种地域性意象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延宕了读者的审美体验，丰富了文本的可解读性。其次，铁流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方言俚语和生活用语，令整篇小说充溢着浓厚的地域风情和生活气息。《八路军唱歌》将历史性、地域性与审美性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景审美价值。

首先，铁流在文本的细节处设置了多类意象，这些意象丰富了小说的文本，使小说具有别样的地域审美趣味。《八路军唱歌》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迎春花等花朵的地域意象：“刚进二月，长在山崖上、还有沟沟畔畔上的迎春花，就好似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一下子醒了。都抻抻细长的枝枝蔓蔓，抖起十分的精神。”春天的花朵是纯洁和希望的象征。“迎春花”所代表的是姊妹剧团鲜活的生命力和饱满的热情，她们正像新生的花朵一样为根据地带来希望和活力。而结尾部分，虽然张锐等人壮烈牺牲，但是她们的精神已经感染了民众。“地上、坡上的，各色野花都开了，红的黄的，一丛丛，一束束，一簇簇的。”希望的种子经由姊妹剧团播种到民众的心中，“野花”在这里象征的是业已觉醒的秋月等普通百姓。从“迎春花”到形态各异的“野花”，隐喻的正是在姊妹剧团的努力下，根据地的百姓已经被发动起来了，他们积极投身抗战工作，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

除了自然意象外，小说还设置了口琴、算盘等器物意象以及短发、小脚/大脚等身体意象。它们共同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地域民俗审美风貌。一方面，《八路军唱歌》的情节结构并不复杂，但是铁流通过意象的大量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从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来说，意象的暗示性和象征性拓展了小说的可解读空间，形成了“意在言外”的回韵悠长的审美品质。另一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八路军唱歌》通过设置意象延宕了读者的接受过程。迎春花、算盘、口琴等形象本身蕴含着多重可能性，它引导读者去联想、挖掘更深层的含义。读者主动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活动。小说得以避免了枯燥、直白的说教，通过意象及其接受和解读过程将作者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播撒到读者的思想中。

其次，铁流还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方言俚语和生活口语。沂蒙山敌后根据地是小说展开的主要场景，因此小说中的语言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例如“哈撒毛”“用驴来驮家人什呢(指东西)”“狗连蛋(指关系密切)”“噶伙计(指结交人)”等。除了使用方言外，小说的语言整体上接近口语，因此十分贴近生活本身。这些语言上的特征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首先，方言俚语构成了小说的地域美学。俗语、谚语和惯用语是特定地域的特定群体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结晶和心理积淀的反映，它是探索集体无意识的窗口。《八路军唱歌》表现的是沂蒙山地区的故事，沂蒙地区的方言既是文本的地域标识，也是承载着厚重文化记忆的审美符号。其次，小说的语言体现着一种地方生活美学。口语和方言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表达人物瞬时、强烈、本真的情感时，它往往比规范化的书面用语更具冲击力和直接感染力，在美学表现上也更自然、质朴、流畅，更具有打动人心的美的力量。

铁流的新作《八路军唱歌》延续了他以往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将历史镜像与地域风景美学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小说既忠实地记录历史，又在审美性方面突出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对抗战历史进行了新的审美创造性书写。《八路军唱歌》在内容上关注到了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戏剧抗战历史，复活了一段尘封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后人真切地感受到那段风云历史，让生活在革命“第二天”的读者清晰地认识到“全民抗战”的意义。同时，铁流将历史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多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使小说得以深入历史的腠理，表现不同性别、身份的人在抗战中的所感所想。大量方言口语、民谚俚语的运用使整部小说充满地域风情和生活气息。

铁流在《八路军唱歌》中将历史性与艺术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提升了作品的感召力。铁流继承了革命书写的优良传统，又在地域风景美学话语的烛照下实现了新的突破，丰富了新时代红色文学的创作，为红色记忆的赓续提供了一个新的审美样本。

编辑：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