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耀曦
李长之因写出《鲁迅批判》一书而爆得大名，此书也影响了他一生。鲁迅在致胡风信中讥称李长之为“李天才”，而季羡林则认为发小李长之确乎就是个天才。闻一多、梁实秋都十分欣赏李长之独到的文学批评家眼光。在济南时，老舍把《牛天赐传》原稿拿给李长之看，朗读给他听，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并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北师大教授李长之
“那年我23，老舍34”
晚年李长之著文回忆他与老舍的交往时说：
“老舍比我大十一岁。一九三三年开始认识，那时他三十四岁了，我二十三。他对朋友，有鼓励，有规劝。我那时写文章痛击王云五，他给我信说：‘与王老板大战，真如赵子龙，浑身是胆。’这是鼓励。我不久告诉他说，我要搞文学史了，他来信说，‘还是搞批评的好，因为这救急。’我批评他的《离婚》后，他来信说，‘你批评一个人演关公，就只问他演关公怎么样，不责备他没演张飞。只是一些琐碎之处，可以去掉。’这都是规劝。”（《忆老舍》）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县人，幼年随父母移居济南。曾先后就读于省立师范附属小学，省立第一中学，山东大学附属高中，与季羡林是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
1933年开始认识老舍的时候，是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生,刚从生物系转到哲学系。时年23岁的李长之，已是蜚声文坛的青年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身兼北平《文学季刊》编委和天津《益世报》副刊编辑。
清华“四剑客”之一的李长之
这年8月，老舍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和《离婚》分别由上海现代书局和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李长之在清华园看到老舍这两本新书，于11月3日和12月13日分别写下关于《离婚》和《猫城记》的两篇书评。《离婚》书评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文学季刊》创刊号，《猫城记》书评发表于1934年11月《国闻周报》第11卷第2期。
其时李长之正在评论鲁迅先生的著作，便在《猫城记》书评中做了一番老舍与鲁迅之比较，其中说道：“老舍的讽刺，常使我想起鲁迅，他们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老舍很欣赏李长之的批评眼光，经常向他通报自己的写作计划。在山东教书时，只要有机会相聚，便把新写的文章读给李长之听，以征求意见。1934年暑假，老舍在济南写《牛天赐传》，正巧李长之由北平回老家探亲。李长之阅读了《牛天赐传》全部手稿。清华“四剑客”中的林庚和季羡林认识老舍，也是由李长之搭桥介绍的。
大战王云五，棒喝梁实秋
老舍所说“与王老板大战，真如赵子龙，浑身是胆”，是指1935年李长之在《北平晨报》上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就《小学生文库》进行的笔战。李长之认为《小学生文库》是打着为小学生的幌子，“只是商业意味地出售一大批卖不出去的书籍，特别价廉，以利诱人，得之者却确乎受害无穷”，予以口诛笔伐。王云五答辩之后，李长之又予以痛击。老舍盛赞了李长之这种敢于捋虎须的勇气。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学术界的批评往往对事不对人，被批评者也常作如是观，尤其是出版界的一些长者。尽管李长之言辞激烈，但王云五先生并没有心存芥蒂，两人反而不打不成交。后来李长之的不少著作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北欧文学》还是王云五先生主动向李长之约的书稿。
1935年李长之另一捋虎须之举，是撰文抨击梁实秋。
梁实秋曾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进行过长期辩论。1934年7月，梁实秋将31篇论文结集为《偏见集》，由正中书局出版。1935年初李长之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表《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予以评论，直言著作者梁实秋“缺乏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学批评的准绳”，“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味太少。”并补一刀说：“一个批评家确实应当重在后一个方面。”
梁实秋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教授，许多人指责李长之不知天高地厚。时在清华任教的闻一多看到后却建议梁实秋拿来一读。梁实秋读后拍案称绝，认为“很有见地”，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李长之格外欣赏，立即写信跟李长之联络，两人由此开始交往。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你是第一个看穿我的作品缺点的人。
梁实秋
坠入情网，云游至青岛
1935年李长之本应从清华哲学系毕业，并且早就写好了毕业论文——《康德哲学心理学之背景》，但却一直未能毕业。原因何在？原来李长之极端憎恶现存学校考试制度，称时下大学教育为“茶房教育”，故而视大学文凭如粪土。认为自己有无价值，并不在于那张纸上。毕业考试前夕，他故意离开清华园，四处云游去了。先是去了长安、安阳等地旅游，转了一圈，最后落脚青岛。
对学业的荒疏还有一个难以与外人道的原因，此时李长之坠入情网，热恋上一位交际花，小他两岁的女诗人徐芳。1934年徐芳曾在李长之编辑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诗歌《一束梅花》。1935年，徐芳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北大文学所协助胡适整理文稿，曾追求胡适，遭胡适拒绝。其实这场热恋只是李长之的单相思，女诗人所爱者本非穷学生。
据朱自清1935年7月29日日记记载：“林庚下午来访，与之长谈三小时。他谈及李长之的恋爱故事，李因一位丈夫出国的女士而陷入情网。他们是童年时期的邻居。她有两个孩子，是天津的交际花。李太热衷于爱情，甚至荒疏了学业。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妇女。”
李长之云游不归，好友林庚十分着急，与朱自清长谈后，又给在青岛山大教书的老舍写信。当李长之游玩到青岛时，老舍见到李长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正想给你打电报呢！”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小老弟。尽管李长之当时以“反正已经来不及了”的话搪塞，但后来还是听了老舍的规劝，采取了补救措施，于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了业。
李长之在青岛逗留三天，先是与清华好友许大千去崂山游玩了两天，返回青岛山大校园后，在老舍家中盘桓了一整天，而后去拜访臧克家。晚上老舍请客为李长之送行。老舍把当时在山大和青岛的教授作家李同愈、洪深、赵少侯、王亚平、吴伯箫、刘西蒙、杜宇、王余杞、臧克家等人都请了去。除臧克家之外，其他人李长之都是第一次见面。显然这是老舍特意为李长之介绍安排的。
这次青岛之行，李长之非常感动，回到北平后写了散文《青岛记游》，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
在重庆北碚的日子
抗战期间，李长之与老舍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李长之是1938年从云南转道成都到重庆的，先是在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教书，后应梁实秋之约去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审。老舍是1938年从武汉转道重庆的，开始时居无定所，1943年才定居北碚，这年老舍夫人胡絜青也携子女从北平到重庆全家团聚。这期间李长之与老舍和梁实秋两家来往都很密切。
当时物价飞涨，文人们都很穷，老舍子女多，生活更是窘迫。为了省钱，老舍戒了酒，一度还戒过烟和茶。虽为文协总务部主任，但文协并不支一文钱，老舍完全是尽义务，仅靠卖文难以糊口。当时许多作家都在外兼职，老舍有多次到大学教书的机会，但最终都谢绝了。“往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老舍《八方风雨》）
当年李长之常去蔡锷路24号舒宅拜访，看到老舍那间西屋书房内仅“一床一桌一椅，别无长物”。因鼠患严重，老舍为书房取名“多鼠斋”。贫病交加的老舍端坐多鼠斋内日复一日地艰苦写作，长篇小说《火葬》、短篇小说集《贫血集》以及《四世同堂》中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均诞生于此。作为自由浪漫型的批评家，李长之深深为老舍的执着精神所感动。
1946年老舍应邀赴美访问，李长之深夜著文送行。文中说：“老舍的写作生活史简直是拼命，贫血头痛疟疾，没阻止了他按部就班地写《四世同堂》。连字也是那样不苟，一笔一画，正如那文句是那么斩钉截铁，一字不多不少。我们看见他那一千二百多页的厚稿，简直想哭了，这里不是故事，乃是一个贫血的作家做着输血给别人的工作。”1944年和1945年李长之发文评论《贫血集》和《火葬》，是迄今为止对老舍这两部著作的唯一书评。
“下落不明”的李天才
1981年，梁实秋的小女儿梁文蔷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梁实秋专门嘱咐女儿替他寻找三位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好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冰心和季羡林当时都是中国文化界的耆宿，寻之自然不难，但李长之最终却没有找到，梁文蔷后来著文回忆说：“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
其实也并非下落不明，而是一言难尽。梁文蔷向季羡林打听李长之的下落时，季羡林告诉她李先生已与世长辞，没有多说一个字。
1957年，身为北师大教授的李长之被打成右派，工资降了好几级，留系监督改造，取消授课资格，发配图书资料室。多年后进驻大学“领导一切”的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两个字，你就罪该万死！”李长之1952年患上类风湿病，当时手脚已开始变形。那双曾经一天能写一万八千至两万字的妙笔生花之手，此时却被迫用胳膊夹起扫帚，去扫厕所、扫落叶。
1978年6月23日，老舍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李长之让儿子李礼背着他参加了这次八宝山安放仪式。李长之先是握着老舍夫人胡絜青的手痛放悲声，又趴在骨灰盒上号啕大哭。半年后的12月13日，李长之溘然逝世，享年68岁。
1977年，上海某出版社曾派人赴京与李长之接洽，商谈《鲁迅批判》一书再版事宜，条件是将书名中的“批判”改为“评论”即可。李长之听后默然良久，叹口气说：“我为这‘批判’二字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了。不出也罢！”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