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找回自己的孩子，占据了孙海洋14年的光阴，但帮助别人找孩子，正日益成为孙海洋的日常。
新世纪初，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产生了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流动儿童。这些缺乏有效监护的儿童，成为不法分子眼中易于下手的目标。2007年10月，三岁半的孙卓在深圳白石洲被拐走，34岁的父亲孙海洋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
那时，儿童失踪立案的“黄金24小时”机制尚未确立，全国性的打拐DNA数据库完全空白，寻找孩子如同大海捞针。
直到2021年，经过14年又57天的寻找，孙卓终于找回来了……如今，孙海洋很少再向媒体谈及那段过往，话到深处，他依然会停顿片刻，声音哽咽。
那错过的24小时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曾在2000年初吸引了大量务工者，孙海洋也是其中一员。那时，他一儿一女相继出生，他在皇岗口岸接手了一家水果超市。由于不太懂行，超市生意一团糟，于是决定重操旧业，开起了包子铺——那是他在老家的生意。
孙海洋将店铺选择在了一个人流量大、贴近打工族的地方——白石洲，那里是深圳当时最大的城中村，人口密集，街上贴满了各类广告，墙上、电线杆上，甚至夹杂着非法“狗皮膏药”。后来，孙海洋才意识到白石洲的复杂：人流量大的地方，常常潜伏着难以预料的危险。
2007年10月9日，包子铺开业第六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孙海洋先回到出租屋休息。七点半左右，孙卓想出去玩儿，孙海洋在屋里喊：“天黑了，别往外跑。”孙卓没应声。孙海洋以为孩子最多是去百米外的包子铺找妈妈，便没多想。
晚8点左右，妻子猛地冲进家门，声音发颤地说，附近的修鞋匠看见，孙卓被人用一辆玩具车拐走了。修鞋匠老板也是一个外地人，和孙海洋一家并不太熟，看到有人带走孙卓，起初还以为是孙家的亲戚。
当天晚上，孙海洋一边四处寻找，一边报警求助。但那时规定，儿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但第二天立案后，派出所又因工作繁忙，迟迟没有出警。
案发第六天晚上，孙海洋在附近一家超市外的监控中发现线索：10月9日晚7点31分，一名提皮包男子把穿校服的孙卓带走了。他立即将线索提供给了派出所，警方终于正式展开了现场侦查。
孙海洋那时就意识到：“失踪24小时后才能立案”是一个致命的漏洞。24小时，人贩子足够把孩子从深圳带到北京，找孩子的黄金时间就在这24小时之内。
案发后第13天，孙海洋拆下包子店招牌，特意订制了一个长3米、宽1米的广告灯箱，上面用醒目的红字印着：“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2007年这一年，他印发了近十万份寻人启事。为让人贩子和孩子的面容尽可能清晰，他把照片冲洗出来，一张一张贴上去的——每冲印一张照片就要花一元钱。
为了扩大影响，孙海洋带着几千份寻人启事来到报社附近张贴，连报社门口的广告栏也贴得满满当当，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撬动”媒体的关注。
全民打拐
儿子被拐后，孙海洋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他的遭遇远非个案，丢失孩子的家长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找回孩子，大家面临相同的困境。
孙海洋奔走于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收集被拐儿童信息，最终整理出一份涵盖超3000名被拐儿童的名录。与此同时，他组织家长联合寻子，频繁借助媒体发声，推动拐卖儿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事实上，在孙卓被拐走的同一年，公安部成立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简称“打拐办”），陈士渠被任命为打拐办主任。2009年，公安部启动新一轮打拐专项行动，这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第五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
那段时间，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公开召集各地寻子家长到公安部座谈，希望直接了解问题核心，找到解决办法。同年4月9日，公安部建成了全国首个“打拐DNA信息库”，一方面由各地公安机关采集丢失孩子的家长DNA样本，另一方面对各地在街头流浪乞讨和被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采集DNA样本，并将这些数据录入到全国联网的统一数据库。
陈士渠曾给孙海洋打去电话，表示他已关注到孙卓一案，且已督促深圳公安部门尽快侦破此案。
此后，相关法律机制不断改进和完善。2010年，《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规定，明确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案，应立即立为刑事案件。2011年，公安部推行“一长三包”责任制，“一长”指县市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三包”指专案组长要对案件侦办、查找解救被拐卖人员、安抚被害人家庭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同年，打拐的民间力量也开始蓬勃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引发广泛响应；调查记者邓飞联合公安部中国警察网官方微博在新浪微博上组建“打拐志愿团”，整合媒体与民间资源协助警方，互联网成为公众参与打拐的重要平台。
孙海洋还在寻子的路上艰难跋涉，他是这些行动最坚定的志愿者……2012年，孙海洋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孙辉”。这个名字还是陈士渠亲自取的，寓意“光辉”，也与“回”谐音——既祝愿孩子一生光明，也寄托着“带哥哥回家”的期盼。
2016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与阿里巴巴公益联合开发的“团圆”系统上线，通过即时推送失踪儿童信息，极大提升了寻人效率。从DNA数据库建立到“一长三包”责任制，再到“团圆”系统运行，新发拐卖案件数量显著下降。
然而，孙海洋却感到深深的失落。因为这些系统主要对新发案件有效，对他这样已发生近十年的旧案帮助有限。他仍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一次次前往拐卖儿童的高发地区，漫无目的地“巡逻”。
转机出现在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截至当年6月已找回1737名被拐儿童，孙海洋熟知的多个深圳同案孩子接连回家，唯独孙卓仍无消息。
就在此时，一直非常关心孙卓案的宝贝回家网站站长张宝艳再次协助孙海洋，将其家人照片提交给重庆打拐支队警官樊劲松，进行人脸识别比对。
彼时，樊劲松与其团队正专注于通过照片比对方式寻找被拐儿童。一般来说，孩子被拐的高危年龄一般是一岁到五六岁，此时小孩还小，与成年后的相貌相比变化很大，常规手段比对和研判难以取得实效。因此，樊劲松团队利用遗传学理论与人像识别技术，自主研发了一套被拐和失踪失联儿童人像比对系统，辅助比对筛选，逐步缩小范围，再用平时积累的经验，人工逐一研判，得到电脑给不出的答案。
这个方法卓有成效，帮很多家长找到了孩子。
2021年9月27日，孙海洋按捺不住，赶往重庆与樊劲松见面。樊劲松向他出示了一张寸头少年的照片，但孙海洋未能认出。他当时并不知道，照片上的少年，正是他寻找了14年的儿子孙卓——真相，其实已近在咫尺。
拐卖与拐骗不同罪？
2021年12月6日，在失散14年后，孙海洋夫妇终于与儿子孙卓再次见面了。
据警方调查，2007年10月9日，吴飞龙将孙卓拐走后，先藏匿于东莞其侄子处，后托人将孩子带至山东阳谷县，交予孙卓的养父母。为隐瞒来历，他们通过非法途径将孙卓的户口登记在黑龙江北安市，并将其改名为“国滨”，实际年龄也改小了。
孙海洋事后得知，养父母自称孩子是“因亲戚负担过重不愿抚养而送养”的。但根据法律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受拐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孙卓的养父母事后也并没有受到惩罚。
在法庭上初次见到吴飞龙时，孙海洋当庭质问他为何要偷孩子，但吴飞龙否认自己是在“拐卖”，坚称自己只是“想做好事”“帮人送孩子”。他说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当时只觉得是在“行善”。
孙卓回来了，在欣慰之余，孙海洋对拐卖罪立法与量刑的困惑却加深了。2022年5月，他与宝贝回家网站站长、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提出了一个观点：拐卖儿童行为的危害性，应与其造成的时间损失直接关联——孩子被拐走多久，家庭与社会就承受多久的创伤。他们建议，量刑应与孩子被拐年限挂钩，例如孩子被拐走10年即应判刑10年。二人也坦言，他们原则上不主张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以保留其配合解救更多孩子的可能；但吴飞龙一案情节恶劣——他拐走两名儿童长达14年，却毫无悔意。
2022年6月，孙海洋收到的量刑建议书却与预期相差甚远。刑法规定，罪犯拐卖儿童罪者最高可被判处死刑，而犯拐骗儿童罪者最高只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以出售为目的，但两者的量刑结果截然不同。
由于时间久远，警方始终未能找到吴飞龙与买家的金钱交易证据，因此只能将其犯罪行为定性为“拐骗儿童罪”。最终，吴飞龙仅因“拐骗儿童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其侄子吴兆光则因窝藏、包庇罪且系累犯，被判处2年徒刑。
在孙海洋看来，无论“拐卖”还是“拐骗”，核心都是“拐走”，其对家庭与社会造成的伤害并无本质区别，都应视为同等严重的犯罪。孙海洋认为对吴飞龙的量刑过轻，遂提起民事诉讼，向其索赔包括精神损失费等共计500万元。
后经审理，最终判决吴飞龙赔偿孙海洋42万元。但由于吴飞龙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这笔赔偿至今未能实际履行。
孙海洋至今仍在为推动相关法律修订而奔走。他注意到，“拐骗儿童罪”早在1979年刑法中就有所体现，至今四十余年未作修改，最高刑期仍为五年。他不清楚这一罪名最初是基于怎样的社会背景设立，也不明白为何“拐骗”与“拐卖”的刑罚差异如此显著，且长期未被调整。
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罪”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得到修订，但“拐骗儿童罪”的条文却始终未变。这些年来，孙海洋看到过不少人贩子因拐卖罪行被判处极刑，而同样造成家庭破碎、情节恶劣的拐骗犯罪，却未能得到“与其危害相匹配的惩处”，心情就久久无法平复。
孙卓回家以后
找回孙卓后，为了让孩子回到正常的轨道，孙海洋其实还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孩子的户籍与学籍如何衔接？
若未被拐走，孙卓本应在深圳南山入学直至高中。找回孩子后，孙海洋立即给他联系转学事宜，可在办理过程中发现，教育系统并无专门通道处理此类特殊转学，他一度陷入“不知该找谁”的困境。
孙海洋再次求助于微博，他的困境引发了广泛关注，深圳教育部门联系了孙海洋，最终为孙卓办理了转学。转学完成，学籍仍是问题，而且学籍涉及深圳、山东和黑龙江三省市……孙海洋不得不再次走“捷径”，找到公安部门求助，最终在各部门的协调下，深圳方面加快了处理进度，在孙卓在深圳读书半年之后，获得了正式学籍。
在多方奔走中，孙海洋发现，目前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统筹寻子的后续问题，也缺乏明确的办理流程。正因如此，仅2021年的“团圆行动”期间，就有一万多名被拐儿童被找到。可这些孩子被拐之后的违法户口登记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很多家长在找到孩子后，却因为户籍和学位的问题，无法让孩子回到身边读书。
孙卓刚回家时，也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逐渐融入的过程。起初他总是小心翼翼、规规矩矩。这里的一切与他在山东农村的生活截然不同——他甚至从未坐过高铁。
让孙卓开始融入这个家的，首先是姐姐和弟弟，他们能玩到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的眉眼很像爸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又和妈妈一模一样；说话时的神情、不经意间翘起的兰花指，都带着父母鲜明的影子。
孙海洋从不多问孙卓在养父母家的过往，只是常常提起他4岁前的点滴小事——怎样摇摇晃晃学步，怎样咿呀地喊出第一声“爸爸”。他希望通过这些细微的回忆，慢慢唤醒儿子的归属感。
在寻找孙卓的漫长岁月里，深圳警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公安部也始终督办此案。这份持续的投入与重视，让孙海洋时常感觉到——找孩子，从来不止是他一个人的事。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在寻子家长中拥有足够的知名度，而且积极和媒体互动，孙海洋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孙卓找回之后，陈士渠还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我早就跟你说过，一定会找回来的。”
不过，自2007年孩子丢失后，孙海洋便再也无法开包子铺了。此前他坚持亲力亲为，后来因需频繁外出寻子，只得雇人帮忙，自己转向经营管理。
十多年前，深圳正值房价上涨、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房屋租赁市场异常活跃。孙海洋看准机会，投身二手房租赁业务。当时行业门槛不高，房屋稍作整理便能出租，他的房屋租赁业务渐渐上了规模，一度曾管理过上千套房源，收益很是可观。
这在孙海洋看来，是支撑他持续寻子的物质基础。他见到了很多寻子的家长，因为放弃了工作和事业，最终导致家庭破产，寻子也难以为继。在十多年的寻子之路上，孙海洋始终没有放弃工作，维持着自己的生意。
后来，受疫情及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生意日渐萧条。孙海洋转而尝试直播带货。凭借寻亲故事积累的关注度，他的账号很快拥有百万粉丝。当粉丝量突破200万时，他意识到他的流量可以创造更多价值。于是，孙海洋也开始了直播带货，他的首场直播销售额就突破千万元，他将全部佣金捐给了贫困地区。
如今，孙卓回家已4年，生活似乎回归了正常。而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深圳白石洲，自2019年起也已展开大规模拆迁，昔日的喧嚣市井，正被施工围挡与推土机的轰鸣取代。曾经包子铺的位置早已被围挡遮蔽，那个“悬赏二十万寻儿子”的灯箱已不见踪影。
对于那些求助的家长，孙海洋常常这样告诫他们：如今找孩子，已不再是满街贴寻人启事的年代，要依靠科技，要与公安机关积极协作，要努力工作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支撑得起漫长的、无法预料的“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