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评论员：李明  

“35岁现象”再成热词。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等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明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案并付诸实施后，年龄歧视更对劳动者就业权益造成直接损害。相关报道冲上微博热搜。

在搜索引擎中稍稍敲几下键盘，关于35岁的话题可谓花样百出：35岁危机、青旅划线35岁、招聘保洁35岁以下等不一而足。仿佛这种焦虑情绪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时钟，在每个即将迈入或已经迈入的人头上嗡嗡作响。

一边是延迟退休的方针已定，一边是职场和各类选拔考试中或明或暗的规则，由此，二者在劳动者所处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自洽”。而这种不自洽，不仅会给个体带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长远看，也会造成一个社会人力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客观来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过往时刻，在职场竞争和选拔考试中增设必要的年龄限制，并非全无用处，在节省选拔成本的同时，也能让企业端更精准对接符合自己要求的劳动端，以实现产业弯道超车，这也是中国人口红利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带来的必然局面。但现在，一切都在改变，老龄化日益加深，新生人口不足，还有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刚需，让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加快向“人才红利”转化。而35岁以上职工所代表的高经验值、高技术性就是这种转化的重要依托。只重用价格更低廉、更容易“操纵”但经验值也更低的低龄人群来内卷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大情景不适配。

其实，这种针对劳动者所处环境的“不自洽”也是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人们常说，我们的社会发展用几十年走过了别人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那么基于这样的转型实际，面对高速蜕变的社会现实，旧政策和旧风俗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在所难免。不过，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显然还需要向改革要答案，而不是固守旧有秩序不放。尤其是，面对过时的政策、风俗，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从惯于一刀切的舒适区走出来，重新审视既往的模式如何与国情民意更精准地衔接。

古人常说三十而立。但对一个发展日趋多元的社会来说，三十岁可能还处于刚刚社会化的年纪，毕竟随着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大幅提升，很多人走出校园时已近而立之年，在职场上稍稍蹉跎几年，很快就抵达了35岁的大关。比如今年随着产品爆火而蜚声中外的王兴兴也刚满35岁，而他所掌舵的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惊叹产业的破壁之旅才刚开始，谁能否定其今后无限可能的人生呢？

更为重要的是，畸形的年轻崇拜很容易在社会激起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而忽视年龄数字拉长后所代表的一种原本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静水流深的价值观，从而加剧社会间的代际矛盾。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企业的35岁门槛，舆论往往一边倒地指责。但针对考公的年龄门槛，却有网友表达过支持，他们认为一旦放开年龄限制，将激励更多年龄圈层与现实脱轨而一股脑地卷考公。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它也回避了一些更为核心的议题，首先作为为国选材的各级公考，它的评价维度本身就不能以年龄为单一标尺，其次，人们扎堆卷入体制内，可能导致的“范进中举”现象，是因为相比体制内的稳定，体制外的劳资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当两条赛道摆在一起时，选择趋利避害本是人性本能。

如何打造更公平的不区分体制内外的职场，显然是一项长期主义工程，而这一切，不能以固守年轻崇拜来解决，相反，解除年龄封印，可能就是一切改变的开端。

让年龄成为大大方方的自然数字，而不是战战兢兢的人生荣枯线，显然是一切讨论的前提。

编辑：俞丹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