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就像构思小说一样，人在梳理记忆的时候总会忍不住“理念先行”，先出现的总是概念、判断、想法，以及些许闪光或幻灭的瞬间，生活的芜杂轻而易举被屏蔽，于是当叙述展开，人和生活本身的细节和微妙都被忽略了。

但好的小说总是以互相缠绕的细微挟裹着生活本身的复杂漶漫而来。首先是生活的静水深流，然后才是漩涡，漩涡中的迷惘，以及漩涡过后的荒芜和一片欲说还休的巨大宁静。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我们的一切往昔》，正是开启于意大利北部小镇上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之河：年迈的父亲和他的四个孩子，以及家里的女佣玛利亚阿姨。马路对面，他们的邻居，是小镇肥皂厂的厂主与妻子、孩子，以及一个不明来历的犹太人。在性格各异的人物被编织进生活之河时，“漩涡”随即在老父亲的回忆录中产生，他在写一部名叫《唯有真相》的回忆录，因为涉及“国王和法西斯的危险言论”，必须小心翼翼并注定无法出版。

老父亲去世前亲手焚毁的回忆录，和随之而来的年轻人因为“政治”而展开的秘密聚会，让漩涡在战争的背景下持续生成。及至长子伊波利托在公园的长椅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漩涡”第一次呈现出可怖的力量。

但可贵的是虽然身处漩涡而依然抗争的姿态。他们写书、办报、坐牢、结婚、读诗、自杀、当农民的朋友……用尽一切方法。努力去“当农民的朋友”的，是老父亲的老朋友森佐·雷纳，在最后为了保护农民而被德国人杀死时，作家用最冷静克制的语言写出了最惊心动魄的悲壮，一种不动声色的残酷令人不寒而栗：“随后，他俩被带到村中广场上，被抓住的弗朗兹被狠狠抵在墙上，有人下令开枪，森佐·雷纳捂住了脸。他也被狠狠抵在墙上，耳边萦绕着脑袋撞墙的闷声、教堂的钟声和嘈杂的人声。就这样，森佐·雷纳和弗朗兹死了。”

没有战壕里的英雄，但普通人面对漩涡的姿态，不遑多让地凝聚起了动人心魄的力量。一种战争对人性的洗礼，逼迫人性裸露得更加彻底。就像“人们在监狱里会长大成人，会变得无法忍受任何虚伪和做作”。难得的是，作家笔下的这种“洗礼”，不是对人的单向度塑造、对生活的美好但廉价的想象，而是手术刀一般冷冰冰切入了人性的幽暗。在德国人终于落败离开村庄后，金兹伯格是这样写的：“现在的行政官是个比上一位还糟、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子。村里人都说要在森佐·雷纳家前立一块墓碑，可农民朱塞佩肯定，没有一个人会为墓碑掏一分钱，圣科斯坦佐是个肮脏的村子，森佐·雷纳就是为了这个肮脏的村子而牺牲的。”于是，小说开篇前作为题记的那句出自《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的话得到了轰然作响的回应：“我们的一切往昔，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

战争驱动巨大的漩涡而人各有抵抗漩涡的姿态，明知人性幽暗而毫不妨碍森佐·雷纳赤诚、蓬勃的生活和奔走。这是最令人动容的，废墟里的生命蓬勃。

而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被森佐·雷纳讥讽为一直活得“像一条只知道老老实实挂在叶片上的虫”的安娜。和男人们以谈论政治、坐牢、办报的反抗不同，当漩涡来临，安娜还是那个“十六岁还不知道该如何生活”的迷惘女孩，她还不懂得什么是爱，就稀里糊涂怀了孕，她想要生下这个孩子，于是仓促间和大一辈的森佐·雷纳结了婚，并跟着丈夫到了圣科斯坦佐这个完全陌生的南方村落，“她不想站在窗边，她害怕楼底下的草坪，害怕村路，害怕山峰”，有一段安娜的心理描写特别能体现出作家的细腻和对人物的体恤：“做丈夫和妻子太难了，不仅要同床共枕，要做爱，要在枕边人身旁醒来，夫妻间的生活远不止于此。成为夫妇意味着要把心思编织成话语，要持续不断地把心思编织成话语。每天早上，只要新鲜的话语源源不断，就不会觉得枕边的那颗脑袋有多陌生。”

但她怎么躲得过漩涡，怎么可能仅仅靠幻想的自由过活，她只不过是在独自默默承受这一切罢了。当“娘家”的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消息传来，那种往昔的一切涌到胸口的感受，读来令人心疼不已。森佐·雷纳说：“没有谁的勇气是信手拈来的，勇气需要一点点累积，是一段终其一生的漫长历程。”没有从安娜口中问出的问题也许是：可是，如果我只想做一只虫子，不想要任何勇气呢？

答案是不行。再被动也要承受一切。谁能躲不过战争挂起的狂风。小说里写到森佐·雷纳家的佣人玛斯齐奥纳“很庆幸多年前她的孩子只活了几个小时就夭折了”，“要是还活着，说不定现在也在希腊打仗，在泥泞的雪地里拼搏呢，而她就得苦苦等待他的来信”。当一个母亲为自己孩子的夭折而“庆幸”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战争那凶残到令人窒息的獠牙？

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在“导读”里说：“这本书用简洁灵动的行文，展示了小说应有的宏大与微小，大到二十世纪最具灾难性的危机，小至一个年轻女子的婚姻、一条家犬的命运。作为读者，我们能够目睹并感受人类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难以摆脱的种种关系。金兹伯格的小说不仅成功展示了小说人物的私人生活，还将其与当时周遭的激进社会和政治变化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这一成就得益于金兹伯格对人类灵魂的非凡理解，得益于她文学家的横溢才华，以及最重要的是她无与伦比的道德清晰度。”

诚哉斯言，而我想，这种“无与伦比的道德清晰度”，显然来自于金兹伯格本身的生命体验。娜塔莉亚·金兹伯格1916年生于意大利巴勒莫，在都灵长大，她生活在一个聚集了反法西斯活动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庭，1938年，她与著名作家、活动家和编辑莱昂内·金兹伯格结婚。1940年，法西斯政府把金兹伯格一家流放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墨索里尼倒台后，莱昂内逃到罗马，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年被纳粹当局逮捕并酷刑致死。可以说，小说之所以能“从每个人物的深刻与真挚”中迸发出“强烈的情感力量”，端在于这深刻与真挚的情感力量，本就一刻不停地翻涌在作家的灵魂深处。

在为这本小说写的《跋：金兹伯格的悲悯》一文中，学者陈英担心：“新一代年轻人可能并不会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搭建自己的记忆宫殿，他们过着漫不经心的生活，过往的一切很快会溃散。”显而易见的是，金兹伯格的小说在拒绝过往一切的溃散，在告诉我们过往的一切绝不会也不能溃散。因为记忆是个人存在的依据，是生命历程的承载，过往的一切，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勇气来源，过往的一切能告诉我们——如萨莉·鲁尼所说——第一，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如何依据这种思想生活？

过往的一切永远不会溃散，我们的一切往昔，值得恒久不息地奔腾。

校对：杨荷放  编辑：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