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张成地 李睿 江丹 李运恒  

九曲黄河，奔腾万里进入山东，先在这里放缓脚步，落下入鲁的第一把泥沙。

2023年3月，山东菏泽牡丹区，南华遗址考古工地。考古队员们用手铲一点一点剔除泥沙，金元时期曹州城的街道，从被黄河泥沙掩埋800年的黑暗里慢慢露出轮廓。

一层黄河的淤积，一层人的生活，再一层黄河的淤积，再一层人的生活，层层叠叠，犹如时间的年轮。

黄河水退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黄河水涨的时候，什么都埋得干干净净。

千百年来，这是黄河对待这片土地的方式，直到有人站上了大堤。

黄河入鲁第一站—菏泽市

侯光华未曾去过南华遗址的考古现场，却在不远的黄河菏泽段的堤坝上，守了40多年。脚下的堤坝，同样是一层一层的泥土——不是黄河淤积的，是人夯的。几代治黄人用他们的手、脚、肩膀、血汗，一层一层夯实了这条大堤，像给黄河装上一道拉链，锁住了那条千年不羁的巨龙。

一个人，半生，一条河。

【一】枕着涛声入梦

侯光华是黄河边长大的孩子。

那些年的黄河还不太听话。“她平静的时候像母亲般温柔，涨水的时候如父亲般暴躁。”在他童年的记忆里，黄河大堤从来不是壮阔的风景，只是一道长长的、黄泥巴糊起来的“墙”。那会儿的大堤宽不过8米，高的地方也不足10米——面对这样单薄的大堤，黄河“想翻就翻”。

菏泽黄河河务局原副局长侯光华

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从汉代到民国的2000余年间，仅菏泽一域，史书中就有160余次黄河决溢泛滥的记录。每次决口，都是“田庐荡然，民人荡析”“千村万落漂没一空”。

1935年鄄城董庄决口，是民国时期最惨烈的一次水患。据载，“溃决口门凡六，泛滥所至，鲁西、苏北数十县同遭沦没”。洪水过后，“昔日村庄，今成沙土，泽国之惨，良可悲矣”。

彼时，侯光华还没有出生。但这些刻进历史里的苦难，成为他治黄生涯中无法回避的背景音——犹如黄河的涛声，日夜不息，沉沉地压在每一位治黄人的心头。

黄河边长大的孩子，终究要回到黄河边。1979年，17岁的侯光华走进鄄城黄河河务局，成为一名治黄工作者。一身蓝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线手套、一把铁锹，沿着堤坝一趟一趟地跑。巡堤、查险、看河势、报水量——看似琐碎的工作，却让他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条河。

他被分配到工程二班，驻守桑庄险工坝头。大家白天在堤坝上推土搬石头，加固防洪工程；晚上轮流做饭，在半土半砖砌成的几间平房里，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眠。

“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条件简陋，但过得很充实。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岗位。”

那一代人，对“岗位”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理解。那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承诺。

1982年，黄河再发大水，每秒15300立方米的洪峰直扑菏泽。

彼时，侯光华所在的工程班驻守在鄄城李天开控导工程上，洪水漫越滩地，控导工程转眼间变成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岛。抗洪抢险是治黄人的天职，尽管工程班的同事大多家在滩区，都在担心家人有没有转移，房子有没有倒塌，但没有一个人请假回家看一看。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刘口险工。

主溜——水量最大的那股主流——突然顺堤行洪，猛烈冲刷着新修的防滚河坝。侯光华的同事和沿黄干部群众正在全力抢护，河坝突然坍塌。3名同事连人带柳石枕架滚落黄河，在洪流中挣扎漂流了两三公里，才爬上岸。

但他们气还没喘匀，就急匆匆返回现场。

七八天后洪水退去，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侯光华说，那几天最难受的是断粮断水，只能靠一条小船在汹涌的波涛中来回运送物资。

“就是靠信念撑着。”他说，“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像这样守护黄河的事例数不胜数。”

在黄河边，守护是最朴素，也最崇高的信仰。

【二】黄河归故

治理黄河，就要研究黄河，了解它的历史，了解过往的人与事。这里面，“黄河归故”是一件绕不开的大事。

1946年的菏泽，处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这要从1938年讲起。为阻挡日军西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改道东南流，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沦为黄泛区，1250万人民受灾。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堵复花园口口门，引黄河回归故道。

消息传来，冀鲁豫解放区一片哗然。

此时的黄河故道，已断流8年。两岸堤防残破不堪，险工毁坏殆尽。40万群众在故道内开垦田地、建设家园。如果黄河突然归来，脆弱的堤防根本抵挡不住汹涌的洪水，下游解放区必将沦为第二个黄泛区。

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军队正虎视眈眈。蒋介石妄图“以水代兵”，用黄河水淹没解放区，分割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阻滞刘邓大军南下步伐。

水淹七军的旧计，在1946年又被翻了出来。

中共中央从全国大局出发，同意了黄河归故，以解救黄泛区灾民。但同时提出：先复堤浚河、迁移故道内群众，再进行堵口。

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旧址文化苑内展陈（现位于山东鄄城黄河河务局苏泗庄管理段内）

1946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治黄机构——冀鲁豫边区政府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在菏泽成立。不久，易名为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旧址展厅现位于鄄城黄河河务局苏泗庄管理段院内)。人民治黄事业，在菏泽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艰难起步。

新生的冀鲁豫黄委会，组建之初只有时任主任王化云和总务科长张国维两个人。办公地点在鄄城县临濮集，王化云就在当时唯一的一座小楼里办公食宿，当地群众称那座小楼是“洪水中的孤岛”——1935年董庄决口时，周围房舍尽被淹没，只剩这座小楼。

就是在这样一座残破的小楼里，人民治黄的星火被点燃。

那时一穷二白，连一张像样的黄河地图都没有。办公桌凳是暂借群众的，大家挤在一个废弃的酒坊里办公，无论去哪里，只能依靠两条腿。

在这样的条件下，解放区人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开始了修堤自救的艰难征程。

侯光华后来无数次听老一辈治黄人讲述那段岁月。讲述治黄人如何在敌机轰炸下抢修堤防，如何在国民党军队的袭扰中转移群众，如何用血肉之躯守护黄河大堤。

那些故事，像黄河的泥沙一样，沉淀在他的心里。

多年后，当他参与编纂图书时，专门将这段历史写进书中。他在书里写道：“人民治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光辉篇章，波澜壮阔的治黄实践，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这是用血与火写就的历史结论。

【三】堆起一座山

侯光华是看着黄河大堤一步步“长高”的。

九曲黄河蜿蜒曲折，流过雪域高原的冻土草甸，流过黄土高坡的千沟万壑，流过中原大地的沃野平畴，在齐鲁大地铺开最宽缓的河道。

东明，黄河入鲁第一县。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把最危险的河段留给了这座小城。

人们常用“铜头铁尾豆腐腰”来形容黄河。东明县的高村险工，就是黄河下游出了名的“豆腐腰”。这是一个怎样的河段？黄河从河南奔腾而来，在高村以上66公里还是一片游荡性河道——水流宽浅散乱，主溜摆动频繁，冲淤变化剧烈，到了高村，河道突然收窄，水流集中，像一根被掐住脖子的水管，全部压力都顶在大堤上。

黄河高村抢险纪念碑

1855年到1938年间，黄河下游共决溢200多次，其中高村就决口3次。

“这段河道的主要特点是堤线长，滩区面积大，居住人口多，河道宽且散乱，主溜摆动易发生滚河，也极易发生重大险情。历史上，这段黄河曾经多次发生决口，给人民带来无比沉重的灾难。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东明一直是黄河下游防汛抢险的重点。”侯光华坦言，在东明黄河河务局任职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你不知道防洪工程什么时候会出大险。”

2002年，治黄从被动防守转向了主动调控，黄委会决定启动首次调水调沙，利用小浪底水库蓄积的水量冲刷下游河道。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加强工程防守，因为下泄水量比较大，当时最大的下泄流量是每秒3480立方米，菏泽河段多处水位站的洪水位都超过了1996年8月每秒6800立方米洪水时的水位。”侯光华回忆，他曾亲眼看到东明滩区在大河流量达到每秒1800立方米时就开始漫滩，可见当时河道淤积是多么严重。

时至今日，经过20余年的调水调沙后，菏泽黄河主河道河床平均下降了3米左右，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每秒1800立方米提高到每秒5000立方米，大大降低了黄河漫滩成灾的几率。

河道刷深了，泥沙冲走了，黄河下游的过流能力明显提高。从那以后，黄河调水调沙成为常态，下游“悬河”的威胁一年比一年小。

在侯光华的治黄生涯中，赶上了一场大仗。

2004年到2005年之间，东明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进入攻坚期。标准化堤防，意味着堤防的宽度、高度、美度都要达到一个全新标准，不再是过去“够高就行”的粗放式施工。工期紧、任务重、难度大——黄河还在流，汛期不能停工，冬天冻土也要挖。

整个东明段62公里堤防，涉及大堤帮宽、淤背固堤、堤顶道路硬化、堤防绿化等6大类40多个标段。这是一场规模宏大、任务艰巨的会战，4000多名建设者从春暖花开奋斗到寒冬腊月，在工地上度过了中秋、春节。

侯光华说起一个叫李厚德的职工，声音会沉下去。“他两次倒在工地上。”第一次是肾结石，做完手术没等完全恢复就回来了。第二次累倒，被同事们强行送到医院，查出了膀胱癌。“连等待手术的时候都不能安心，硬挺着让家人陪他回到工地，交代完手头所有的工作，才返回医院。”

奋战几百个日夜后，东明黄河标准化堤防全面完工。有人算了笔账：这次工程累计动用土方4000万立方米，如果修成一米见方的土堤，可以绕地球一圈;动用石方18万立方米，这些石头可以堆成底面积一万平方米、高56米的小山。

菏泽市部分黄河标准化堤防工程图景

现在的黄河大堤，是人民群众和黄河职工一点点堆起来的。

技术在进步。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大复堤、数十万民工手拉肩扛修堤，到第四次大复堤，挖掘机、推土机、自卸车成为主力，现代化机械取代了铁锹和手推车。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近十年。

如今，菏泽黄河防洪工程已经实现视频监控、无人机、远程会商系统“三个全覆盖”。巡查一处工程，过去靠走，需要整整一天;现在用无人机，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还不留死角。

最令侯光华感慨的，是防汛抢险远程会商系统。过去大堤出现险情，要逐级发传真请示，一来一去要花几个小时。现在，坐在大屏幕前，各级领导和专家面对险情共同会商，制定更加科学的抢险方案和措施，“十几分钟决策就下来了”。

侯光华说：“建设智慧黄河，这是人民治黄最大的进步。”

【四】柳树发新芽

2022年，侯光华在菏泽黄河河务局副局长的任上退休了。

但是，这位在黄河边守护了40多年的老河官，反而更忙了。他脱下那身蓝色工装，却没有卸下心里的牵挂。他把办公地点挪到家里，把铁锹换成笔，把堤坝换成书案，主持编纂了《古泽新晖》《金石河韵》等多本黄河文化书籍，指导拍摄了第一部以菏泽黄河红色治河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红星闪耀映大河》，还协助拍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黄河归故》。

在挖掘黄河历史的过程中，侯光华时常被过去的那些人和事所感动。

元朝末年，黄河在曹县白茅决口，8年未治理，朝廷内外皆认为无力回天。工部尚书贾鲁力排众议，誓要堵口，以解民众于水火。他创新设计了“沉船法”，将27艘大船连缀成方舟，装满石料，同时凿沉，一举封住决口。

清代山东巡抚丁宝桢，两次在菏泽主持堵口。一次是大年初一，他带病赶到工地;一次是明知道决口发生在直隶，山东本可以不管，但他冒越俎代庖之嫌，毅然筹集经费、堵口修堤。在治河过程中，丁宝桢和同僚、下属约定，要勤俭节约、杜绝贪污浪费，每次工程修作结束后都要进行稽核，把工程费用交代得清清楚楚。

黄河的安澜不只是工程的力量，更是精神的力量。

“治河是一辈子的事，不在堤上，就在纸上。”侯光华想让更多人看到黄河——不只是那条黄泥巴颜色的河，而是那条曾经带来苦难，又被一代代人驯服的河，更是那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群众艰苦奋战后，八十年岁岁安澜的河。

侯光华在黄河边回忆旧事

如今，侯光华有了一个新身份——菏泽黄河“银发宣讲团”成员。这个宣讲团有24位银发志愿者，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53岁。他们走进基层、走上讲台，讲述黄河历史文化，传授治黄业务知识。

他们把黄河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年轻的治黄人听。

“黄河治理文化是黄河文化中最‘沉’的那部分。常常说‘一部治河史，半部治国史’。”在侯光华看来，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跟黄河较量的过程中磨出来的。

在讲台上，侯光华常说：“治黄先治心，廉字立根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放正。新时代的治黄人，赶上了最好的时候。技术先进了，条件改善了，但有一条不能变，那就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因为这条河还等着你们去守护，两岸的老百姓还等着你们去守护。”

2026年的春天，菏泽黄河岸边的柳树发了新芽。

侯光华时常会到黄河大堤上走走。一侧是缓缓流淌的黄河水，波光粼粼，像一匹铺开的金色绸缎;另一侧是齐整的柏油路和丰茂的绿化带，时常会遇到剧组在这里取景，而更常见的，是前来打卡的游客。

桃红柳绿，春意盎然。

【五】大河有留声

八十年前，人民治黄在菏泽起步。那时的人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堤防、匮乏的物资、虎视眈眈的敌军。

八十年来，黄河岁岁安澜，变害为利。标准化堤防改变了“豆腐腰”，无人机和远程监控织就了智慧防线，滩区群众搬进了新社区，告别了“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苦难循环。汩汩黄河水流进千家万户，灌入农田，流进企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侯光华40多年的治黄生涯，覆盖了这段历史的后半程。

黄河流经菏泽航拍

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了。但黄河边上的守护，从未间断。“人不负大河，大河定不负人。”这句话，就是八十年人民治黄最好的注脚。因为，大河有留声。

它会记住每一个在堤上守夜的人，每一双磨出老茧的手，每一句“守护母亲河”的承诺。

然后，载着这些记忆，奔流到海，世代不息。

策划：李宝玉  摄像：张文龙 王春鹏  剪辑：王春鹏  美编：赵鸣  编辑：曹梦佳 卢婷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