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张成地 张文龙 李睿 梁明星
于都河的水，清晨有些凉。
夏宗长蹲在江西省于都县的石尾渡口旁，手掌贴住河岸的泥土。风从河面过来，他直起身：“90多年前，86000多名红军，就是从这样的河面上过去的。老百姓把门板、棺材板都拆了，给他们架桥。”
这是2026年的初秋。新黄河记者跟随夏宗长，从于都到瑞金，从瑞金到泸定，踏上他的第三次长征路。
8月17日，夏宗长来到江西省于都县石尾渡口。该渡口是中央红军第五军团十三师长征渡河旧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摄影：张文龙、梁明星
夏宗长是原济南军区某军分区副司令员，从军36年，在济南工作生活二十多年。退休后，他曾自驾自费两次重走长征路，四年来，走过了长征沿线的15个省份100余处红色纪念地，累计行程超过十万里。
“第一次是震撼，第二次是理解，这一次是舍不得。”他说，“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
一代人的长征
泸定桥，是夏宗长此行必去的一站。
1935年5月29日，大渡河上13根寒光铁索，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索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一举粉碎了敌军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成为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经典战例之一。
如今，这座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依然矗立，只是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如织的游人。
8月11日上午7点左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定桥风景区已有不少游客前来游览。摄影：张文龙、梁明星
8月11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泸定桥上已经有三五游客。夏宗长收拾好背包，特意带了一小瓶白酒。站在桥中央，他手扶铁索。“22个勇士，对面是机枪，脚下是铁索，下面是咆哮的河。他们当时为什么不后退？他们难道不害怕吗？”
“这个问题，比我走完这条路更重要。”夏宗长自顾自地说着，将手中的酒洒入大渡河中。他身旁，有家长正为孩子讲解那段历史，有主播正直播给网友看现在泸定桥的样子，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兵，一身戎装挂满了勋章，只为重温曾经的军旅荣光。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展柜里陈列着当年红军留下的物件——磨破的草鞋、锈蚀的枪械、泛黄的布告。工作人员补充了那段历史，22名勇士中，只有5人留下了姓名，只有3人留下了影像，17人只留下一根根无名石柱，立在馆外，无声诉说着那场伟大的远征。
1934年10月起，中央机关和红一、二、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陆续撤离根据地，踏上长征路。转战两年，约二万五千里征途，历经600余次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最小的只有9岁。出发时30万将士，抵达终点只剩3万人。中央红军平均每3天一场战斗，每300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相当于14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是这样记载的，“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类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次日一早，记者随夏宗长离开泸定，继续前行。车过二郎山隧道，他忽然把车停在路边，望向来时的方向，泸定桥在群山间隐约可见，在它不远处，一座“新泸定桥”——2018年落成通车的兴康特大桥跨越两岸，一路通达。
一个人的长征
夏宗长第一次萌生重走长征路的念头，是在很多年前。
17岁，他从湖北武汉老家参军，来到驻河南太行山下的原济南军区威名赫赫的“铁军”54集团军。这是一支从八一南昌起义到长征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指导员给新兵讲的第一课便是红军长征的故事。
“后来，我在军区机关做过红军老战士的服务保障工作，2012年左右，我们军区还有38位老红军。”行进途中，夏宗长回忆起往事，那时他便利用一切机会，看望老战士，请他们讲长征的故事，“最近这十年间，随着年龄渐长，仅存的老红军都不在了，记录他们的故事，不能再耽误了。”
退休前半年，夏宗长就在琢磨这件事。退休第二个月，他便出发了。
夏宗长的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夏宗长此前重走长征路，在云南到四川交界，中间遇到道路塌方。
夏宗长此前重走长征路，在若尔盖草原行车时高反，中途停车吸氧。
在贵州遵义，他开车从隧道出来，突然冲进雾团，几秒钟视线全盲，脑袋一片空白；在云南与四川交界，“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发生地，中间遇到道路塌方；在若尔盖草原，他57岁生日那天，高烧加高反，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想念家人。
4年的时间，夏宗长先后两次重走长征路，去了长征经过的15个省（区、市），30多个市，40多个县城，采访了200多位红军后人，收集了上千个红色故事。在夏宗长的背包里，有三个物件是必备的，一面“重走长征路”的旗子，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和一个记满故事的笔记本。
“累的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把旗子打开，就想到当年，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红军都挺过来了。”他说，“我们现在交通便利了，又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
温暖，常常来自陌生人。
在湖南宜章，他去找红军遗址，车停下来后找不到回来的路，最后一位当地村民把他带到地方；在四川石棉，他晚上11点才到，饥肠辘辘，一对夫妻知道他是从山东来的老兵，重新开火，免费给他做了一顿饭；在陕北吴起镇，一位80多岁的大爷主动与他说：“你来纪念红军，纪念长征，你到达吴起，就是胜利了。”
夏宗长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录下来，先后出版了《追光十万里》《触摸长征》两本书，现在，他到全国各地进行分享，将这些故事分享给更多人听。“这十万里，是我一个人的长征。”7月26日，夏宗长在山东书城《触摸长征》图书发布现场说，“但这条路上，一定不会只有我。”
一群人的长征
江西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当时8.6万红军中有约1.7万人都是于都人，而这1.7万人中，倒在长征路上的仅有证可考的就达1.1万人，可以说，在于都随便找个人往上三代都与红军有关系。”8月14日，这是夏宗长第4次来到于都，也再一次见到了肖力民。
肖力民是红军后代，也是于都县长征源宣讲团成员。28年来，他抢救性走访了无数老红军、红军烈士后代、红军烈士遗孀和支援红军的普通百姓。红军遗孀段桂秀“一诺守一生”的故事，他是最早发现并传播的人之一。
8月16日，在于都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段桂秀，这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在病床上显得格外瘦小，呼吸浅弱，多数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医护人员遗憾地表示，老人年事已高，身体功能持续衰退，情况并不乐观。
2025年6月，夏宗长见到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
夏宗长上次见段桂秀还是2025年6月，彼时的段桂秀身体尚健朗，常把“好好做事”挂在嘴边。“上次来，段奶奶怕我路上饿着，特地给我拿了一袋花生。”走出医院，夏宗长难掩悲情，“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家了。”
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段桂秀老人，于8月23日在江西于都辞世，享年108岁。这位用一生守望一句承诺的传奇女性，最终化作了于都河畔永恒的记忆。
“一代代于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一生讲述红军故事，传播长征精神。”肖力民说。夏宗长和肖力民，一个在路上行走，一个在故土记录。两条路不同，方向却是一样的。
于都是中央红军踏上远征的地方，而瑞金，则是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地。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战略转移号令，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开启二万五千里伟大长征。
这道命令，是从瑞金市云石山乡一个普通村落发出去的。9月9日，新黄河记者来到江西瑞金丰垅村。“我们村，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村’。”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前，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梁伯卿告诉记者：“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就是在这里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设想，同时正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8月14日，夏宗长来到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小组，与黄沙村党支部书记华盛交流“17棵松”的故事。摄影：张文龙、梁明星
那一去，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这些人中，就有叶坪镇黄沙村党支部书记华盛的小爷爷华桃生。夏宗长到的时候，后山蛤蟆岭上，大片松树成林，其中有17棵松树格外粗壮。
“1934年长征前夕，华屋17名青年相约在此种下17棵松树，以寄托对家乡的眷恋和对革命的信念。后来，这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在华盛心里，“这17棵松树，就是华屋世世代代的念想，也是华屋的根。”
九十多年前的华屋，是出了名的穷地方。119户人家，103户住在土坯房里。如今，66栋客家风格的新居拔地而起，柏油路环村而行，蔬菜瓜果、油茶、毛竹漫山遍野。“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归根结底就是这些先辈当初拿自己生命换来的。”华盛说。
从华屋出来，往沙洲坝方向走。沙洲坝有一口井。新中国成立后，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那篇《吃水不忘挖井人》，说的就是这口井。1933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战士为沙洲坝乡亲挖下了这口井。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井视为眼中钉，先后五次强行填埋。沙洲坝的群众白天隐忍，夜晚就自发清淤挖土、修复井台。敌填我挖，屡填屡修。
8月13日，在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井旧址管理处，义务讲解员杨小春向夏宗长介绍“吃水不忘挖井人”故事的由来。摄影：张文龙、梁明星
“老百姓之所以拼了命也要守护这口井，就是要守住与共产党的情感联系。”红军后代、68岁的沙洲坝红色义务讲解员杨小春说。
杨小春是喝着红井水长大的，他的祖父杨衍寿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他的父亲杨大毛的名字由毛主席亲自取。父亲去世后，他接过接力棒，成为沙洲坝的义务红色讲解员，“我是喝着红井水、听着红井故事长大的，我想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在夏宗长走过的每一处，都遇到了像肖力民、华盛、杨小春这样的人——他们或许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却在做着同一件事。
新一代的长征
9月8日，记者再次来到于都。下午3时，于都河畔长征渡口前，音乐缓缓响起。
70岁的王慧群穿好戏服，走到那棵老树下，等一个熟悉的节拍。她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演了八百多场同一个角色——情景剧《告别》里的“表嫂”。一个送红军出征的苏区群众。
今年70岁的王慧群，是一名红军后代，退休后志愿参演情景剧《告别》800多场。摄影：张成地
剧团全称叫长征源演艺团，是2021年组建的公益性志愿者团队。260多名演员中，约七成是红军后代。五年下来，全团演了903场。除去外出旅游的日子，王慧群几乎场场不落。
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这么“较真”。但每次音乐一响，她眼前出现的不是剧本，而是另一幅画面——1934年秋天的某个夜晚，于都河边的某个渡口，她的父亲王志贤，就是这样离开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父亲在长征路上没有退缩过，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对王慧群而言，长征就是站在于都河畔，一遍一遍地把那个告别的夜晚演给更多人看——让走过的人记住，让没走过的人知道。
在瑞金的红井革命旧址群，做义务讲解的不止杨小春。
华融瑞金希望小学的学生刘沁怡用稚嫩的童声向游客讲述“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照，有人蹲下身来听。孩子们一点都不怯场，眼神认真，手势到位。在更早之前，温婧婷从9岁起就开始讲这些故事。如今35岁的她，二十多年来，从小学讲到大学，从大学讲到工作岗位，红色宣讲从未中断，“时至今日讲起这些故事，我都会热泪盈眶。”
而像温婧婷、刘沁怡这样的“红孩子”讲解员还有5000名。
从于都河畔回到济南，夏宗长常常想起这些面孔。他们让他相信，长征精神不在纪念馆里，而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延续。而他自己，也是这延续中的一环。
8月20日，夏宗长在曾任毛主席秘书的黄祖炎烈士墓前肃立，缓缓鞠躬。他又走到无名烈士墓碑区，蹲下身，轻轻拂去碑上的落叶。他说：“这些烈士，很多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生长着。”
在济南一所小学讲完课后，孩子们给他写了十几张字条。稚嫩的字，有的写“夏爷爷，我长大了也要走长征路”，有的写“数学课就是我的长征，我一定会克服它”，还有的只画了一面红旗。他把那些字条一张张收好，珍藏起来。
夏宗长珍藏的小学生们写下的纸条。摄影：张文龙、梁明星
“出发，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他说，“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出多远的未来。”
于都河的水还在流，泸定桥的铁索仍在晃动，红井的水还在被人一瓢一瓢舀起。从1934年于都河畔那八万六千个背影，到今天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前行的年轻人，这条路从来没有断过。
长征的路上，永远走着负重前行的人。
摄像：张文龙 梁明星 剪辑：张文龙 梁明星 编辑：卢婷 美编：杨壹晴 校对：杨荷放 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