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长征走来

　　■梅世雄

　　今年5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家中整理旧笔记。窗外是初夏的阳光，书桌上摊开的采访本已经泛黄——那是2004年春末夏初，我在江西、上海多地采访几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时留下的记录。一页页翻过去，纸上那些字迹忽然变得沉重起来：危秀英、王泉媛、叶冰、苏力，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军事记者27年来，我采访过200多位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这段采访经历，是我工作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长征胜利90周年了。我把采访笔记重新翻开，把20多年前的那些对话，说给今天的人听。这不仅是为记住她们，也为记住长征路上更多的女红军。

　　一

　　2004年5月，我走进江西泰和一栋老旧的居民楼。穿过满是蜂窝煤渣的市场，在一道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洞里，见到了91岁的老红军王泉媛。

　　她身穿黑红条纹的外衣，微笑着伸出颤巍巍的右手。她长相端庄，虽已高龄，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当时，我在采访本上记下了一句话：“磨难的一生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印记。”

　　可她经受的磨难，是深重的。

　　有人用9个数字概括王泉媛的人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险，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王泉媛16岁参加革命，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长征到达陕北后，她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西路军西征失利后，她被俘入狱，受尽严刑拷打，逃出牢笼后几经辗转，还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2年，她沿途乞讨回到家乡，从此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我问她，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她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什么。我后来了解到，她在家乡当了14年敬老院院长，分文不取，还收养了6个孤儿。直到76岁那年，王泉媛才被确认应该享受老红军待遇。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像王泉媛一样，奉献一生却从不问“值不值得”。

　　我在上海见到了老红军苏力。她身形娇小，说话时声音轻得像怕吵醒什么。

　　她撸起袖子给我看——手臂上一道深深的凹痕。她撩起头发——额头上一道明显的刀疤。这两处都是她小时候被地主婆用刀砍伤留下的。“不跟着红军走，我就没命了。”她说得很平静。

　　1935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她的家乡四川省青川县。8岁的苏力听说红军是救穷人的部队，便偷偷下山。她连续去了红军被服厂4次，都被拒绝了——“红军大姐姐说我太小了。”第5次，大姐姐问她：“小妹妹，你会干什么？”苏力看到大姐姐正在缝制的红军服，灵机一动说：“我会钉扣子。”她当场钉好了几颗扣子。大姐姐露出笑容：“小妹妹，你很能干，明天来参加红军吧。”

　　就这样，一位8岁的女孩成了红四方面军第31军被服厂的“小小红军娃儿”。不久后，她随部队渡过嘉陵江，开始了长征。

　　然后，她对我讲了一件事，我到今天想起来，鼻子还会发酸。

　　长征路上，一次猛烈的轰炸中，一枚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她昏了过去。醒来后，她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大姐姐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她身上，已经牺牲了。

　　“我不记得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救我的姐姐叫什么名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眼神，里面有跨越70年的思念，有满满的感激。“很多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救苏力的那位大姐姐，就是这样的人。她用自己的命换了一个8岁女孩活下去。

　　多年后，苏力曾说：“长征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长征精神激励和影响了我的一生。”那位用身体护住她的大姐姐，永远活在了她的记忆里，也活在了我的采访笔记中。

　　二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危秀英总是这样说。

　　在南昌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我终于见到了她。她半岁丧母，6岁被父亲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

　　但让我最震撼的，不是她的苦难身世，而是她的身体。她躺在病床上，身高看起来只有1.4米。我简直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身躯，是怎样抬起担架走过艰难征程的？

　　在干部休养连，危秀英和战友抬着伤病员行军。长征路上，由于行程紧张、卫生条件差，很多官兵身上长了虱子。彭德怀说过一句话：“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在行军路上，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把羊皮袄反过来穿，两手轮流到羊皮里搜虱子，嘴里念念有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听危秀英讲到这里，我更直观地明白了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不是在舒适条件下喊口号，而是在被虱子叮咬、伤口流脓的时候，还能编舞蹈、笑谈磨难的本事。

　　那次采访中，我还听说了一个细节：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一个人，究竟要累到什么程度才能站着睡着？我没有问她，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她们早已把“不可能”活成了“日常”。

　　2005年，危秀英病逝。我站在她的遗像前，想到那个只有1.4米高的身影，想到她抬过的一副副担架、救过的一个个战友，我又觉得她是如此高大。

　　1933年，16岁的叶冰在家乡四川通江听到红军宣传员的宣讲：“当红军就能打土豪，就能解放穷人。”于是她参了军。

　　2004年我见到她时，她已经87岁了。回首往事，她依然充满激情地对我说了一句话：“虽然苦，但充满希望。”

　　1934年，红四方面军组建妇女粮秣队，叶冰和战友一起负责筹集粮食、盐巴等军用物资。1935年春天，她们登上木船竹筏，在枪林弹雨中强渡嘉陵江。叶冰当时还不知道，从渡江那一刻起，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已经开始了。

　　最艰难的是翻越夹金山。那一次，叶冰背的粮食有60多斤重。还没爬到半山腰，狂风骤起，雪屑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冰雹紧接着砸了下来。当时，叶冰身上只穿着单衣。“简直比剑门关还难！”她对我说。

　　第三次过草地时，叶冰被调入红四方面军的医院当护士。当时药品极其匮乏，给伤员治疗时只能用盐水就着黄纸贴在伤口上。许多伤员的伤口流脓流血，甚至长了蛆。行军途中，衣服只能在水里搓搓就穿在身上。虱子在身上滚成团，休整时战友们互相捉虱子，投入火里烧。

　　我问她，那么苦，是怎么撑下来的？她就说了4个字——“充满希望”。

　　后来，叶冰被安排给白求恩大夫当助手。白求恩对她说过一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你今天做得不太好，医护人员再累，也不是对患者不负责任的理由。”

　　从雪山上的背粮女战士，到受白求恩言传身教的护士，再到晚年说起往事仍双眼发亮的老战士，叶冰的人生印证着那句话：“虽然苦，但充满希望。”

　　三

　　王泉媛、苏力、危秀英、叶冰似乎又是幸运的，她们走过烽火征途，迎来和平与安宁的生活。牺牲在长征路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有很多。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上共32人。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她们加入长征的条件极为严苛：必须是中共党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必须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行军中，不断有人因伤病掉队。当时有项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因而，在女红军中叫响着这样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长征路上，她们是宣传员，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传播革命火种。她们是卫生员，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伤病员。她们肩负着后勤保障任务——筹集粮食、搬运物资、缝制军衣。

　　长征开始时，由于怀有身孕，曾玉没在转移名单中。但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她竟不顾一切地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部队过老山界时，她的女儿降生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曾玉只得狠心将女儿留在当地，女红军们则架起产后身体虚弱的曾玉继续赶路。

　　四

　　我合上采访本，看着窗外北京的阳光，思绪万千。

　　危秀英去世后，我站在她的遗像前想了很久。后来我写下：“想到这位走过了长征路、打过游击战，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从此再也不会醒来，我的心中一阵酸楚。”

　　苏力走的那天，我翻出当年的采访录音又听了一遍。她的声音很轻，讲到那位救她的大姐姐时停顿了很久。2009年4月，王泉媛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又想起她笑着和我握手的样子。

　　20多年前，我带着录音笔和笔记本走南闯北，觉得自己是在“采访”历史、“记录”历史。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在与活生生的历史握手。她们的口音、掌心的温度、讲述时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本身就是历史。

　　当年那些在雪山草地上艰难跋涉的身影，绝大多数已经远去。但长征女红军的故事，正以多种方式被后人铭记与传承。在甘肃张掖，“长征女红军暨妇女抗日先锋团”专题展览，吸引着一批批观众前来参观。在福建，青年学子和教师踏上寻访之路，追寻邓六金、吴富莲、谢小梅等女红军的足迹，开展“寻访巾帼足迹，赓续红色血脉”主题调研。在四川，今年已105岁高龄、亲历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深情嘱托：“要多讲长征故事、红军故事、英雄故事，让英烈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苏力、王泉媛、危秀英、叶冰都走了。但她们走过的路，正在我们脚下延伸。她们举过的火把，还亮着。

　　来源：解放军报

　　编辑：杨晓霖

　　主编：赵燕飞

　　编审：刘强

作者：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