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边疆来
■范宇轩
我从小随家人在南疆的部队家属院中长大。军营里的一草一木，以及边关军人的言行举止，很早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
70年前，外公从甘肃天水参军入伍。那时，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挺括的立领衬得他身姿格外挺拔。出发的前一晚，他摸着黑围着老家的村子走了3圈，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刻下“保家卫国”4个字。
记忆中，外公总爱穿那套褪色的旧军装，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个掉漆的搪瓷杯。外公说，搪瓷杯是参加边防斗争那年，中央慰问团赠送的。上面写有“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字样，杯身早已斑驳，杯口也卷着参差不齐的锈边，可外公总说这杯子比啥都金贵。
外公总是会在闲暇时光，给我讲起那些戍边军人的故事。1962年，阿拉山口边防站首任站长吴光胜奉命带领17名官兵，到荒无人烟的这里驻防。狂风肆虐，环境恶劣，可他们凭借“三峰骆驼一口锅、爬冰卧雪住地窝”的战斗精神，建起哨所，扎根戍边。
在外公的讲述中，那些戍边军人仿佛是一座座巍峨的界碑，静静地伫立在冰峰雪岭，扎根于人迹罕至的大漠荒原，用平凡之躯铸就崇高的精神。
外公是一位与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的老兵。上世纪60年代初，他曾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站当军医。那时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他背着药箱巡诊。有一年冬天，大雪连降数日，通往哨卡的道路被积雪阻断。在高寒缺氧、补给中断的困境中，多名战士出现冻伤和严重高原反应。作为边防站唯一的军医，外公已记不得用自己的体温焐热了多少双手脚，多少次冒着危险为官兵送医送药。
一次，外公因劳累过度、体力透支，引发严重高原反应症状。当时情况危急，战友们用制作的简易担架，抬着外公后送。风雪交加的山路上，官兵轮流抬着担架，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天黑前，外公被送到了兵站。兵站迅速安排汽车将外公转运下山治疗。
外公退休后，那个搪瓷杯更是不离身。搪瓷杯补了又补，杯底的铁锈有时会在桌布上留下褐色的印迹。外婆和妈妈几次劝他换个新的，都被拒绝了：“这是打仗时拿命换来的念想！”
2013年，外公身体渐渐衰弱。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身上穿着熨烫平整的旧军装，枯瘦的手摩挲着搪瓷杯。爸爸俯在床边，听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军装要穿端正，杯子留给你，保卫边疆不能忘……”外公颤巍巍地将那个杯子递给爸爸。爸爸紧紧握住杯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爸爸在部队工作30多年了，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和党史军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参与筹建部队史馆时，时常睡在工地上，经常是一块大纸板、几张旧报纸就能对付一晚。有一次，他半夜突然感受到手指钻心地疼痛。起身开灯，看到一只乱窜的老鼠，才知道自己被老鼠咬伤了。
外公去世那年，爸爸正参与筹建新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天山南北、雪域昆仑、藏北阿里……他带着团队人员风餐露宿，实地走访、采集历史照片、拍摄视频。一次临行前，他突发感冒，咳嗽得撕心裂肺，医生劝他不要冒险上山。可他知道展馆工作进度不等人。出发时，他的行李箱塞满了各种药品，每到一个单位，刚放下采访本就急忙找卫生员给自己打针。高原的风又干又冷，吹得他喉咙像塞了团火。一路走下来，他的感冒不仅没好，还咳出了肺大疱，引发哮喘。爸爸常说：“高原是精神的沃土，在这里，才能真正理解军人的使命。”后来，爸爸在征得外婆和妈妈的同意后，将外公留下的那个搪瓷杯，捐献给了新疆军区的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
我生长在边疆，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那些故事也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成为边疆卫士的种子。高考前，爸爸带着我到展馆看外公的搪瓷杯。灯光下，杯身锈迹斑驳。“这是外公的嘱托。”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当年你外公把它交给我时，我就在想，虽然自己在喀喇昆仑的雪地里摔倒过，在展馆建设的工地上流过汗，但只要看到这杯子，就知道往哪走。”
后来，我如愿考入军校。每次在战术训练中爬过泥泞陡坡，在深夜哨位上熬过湿冷寒风时，我总会想起那些前辈的故事。一次外训中，衣服被暴雨打湿，回到宿舍我久久难以入睡，突然懂了吴光胜前辈经历的“爬冰卧雪住地窝”是什么滋味。我们现在的条件已好太多，可那份在困境里顽强扎根的韧劲，不正是课堂上反复讲的“战斗精神”吗？
今年6月中旬，英雄团长祁发宝应邀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课，详细讲述了“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事迹。每次手握钢枪，我的脑海里都会映现他张开双臂的场景；每次战场救护训练，当我背着“伤员”在障碍场上奔跑，眼前都会闪过王焯冉把战友推向岸边的瞬间。
一个周末，我和爸爸视频通话，他说我晒黑了，也结实了。我笑着说：“您不是说‘高原是精神的沃土’吗？我们训练场就是我的‘小边关’。”挂了电话，我在作训服内侧写上陈祥榕那句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仅仅是一句誓言，更是一份传承，一种使命。
我从边疆来，那里也是我要去的地方。边防的风，吹过外公的岁月、爸爸的青春，还要继续拂过我前行的道路。
（本文刊于2025年7月23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版；封图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解放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