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5月21日晚上，毒杀儿女前，刘某杰带他们去吃烧烤。（资料图）
全文共1953字，阅读大约需要4分钟
“婚姻中的女方过错，如果符合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可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在杀子这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中，该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通常有限。”
“男方虽被认定为应激障碍，但对杀害子女的性质和后果有清晰认知，仍能控制自身行为，故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责任编辑｜谭畅
2025年8月21日，“男子离婚冷静期毒杀儿女案”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此前报道，2025年5月22日，32岁的刘某杰在家中给10岁儿子和7岁女儿服用农药，导致儿女死亡。刘某杰自杀未遂，经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案发前，刘某杰和妻子黄某飞正处在离婚冷静期。案发后，刘某杰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详见南方周末报道《一个山歌直播间背后的杀子悲剧》）
该案不公开审理。黄某飞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开庭当天她并未在庭审现场，从法院工作人员处得知，该案将择期再开庭。
黄某飞听说，开庭时，刘某杰一直在陈述离婚理由，认为是女方出轨在先。黄某飞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警方曾对刘某杰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认定为“应激障碍”。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分析，离婚原因并不会成为命案量刑的依据，同时，如若没有丧失辨认和自控力，应激障碍仍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1 离婚原因与量刑幅度
在开庭前，黄某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想再见到孩子父亲，只希望对方得到严惩。
该案没有当庭宣判，法院将择期再开庭。不过，当天庭审结束后，警方找到黄某飞，再次补充了笔录。黄某飞介绍，因为男方在庭审现场，阐述了离婚的理由，认为是女方出轨导致感情破裂。
案发后，男方家属称，两个人存在一些争吵，但都是“夫妻间正常的争执”，坚决否认刘某杰赌博，反而指责儿媳做主播时“不规矩”。在法庭上，刘某杰也重点对离婚理由进行了阐述，认为过错方在女方，是女方在做主播时出轨在先，导致感情破裂。
“说这些没有用，不会影响到量刑。”黄某飞否认出轨，并回应称，刘某杰婚后没几年便不再工作，沉迷于打游戏，后来还参与线上赌博。因长期没有收入找女方要钱，甚至出现伤害孩子的行为，这才是双方走到离婚这一步的真实原因。“下次开庭，我要跟他对质。”
刘某杰和黄某飞于2010年在广东一家电子厂务工时相识，2012年相恋，2014年黄某飞怀孕，同年12月，两人登记结婚。到了2024年，黄某飞回到刘某杰老家凤冈，边带孩子边直播赚钱，每个月有不错的收入。刘某杰则怀疑，妻子干直播后有出轨行为。
黄某飞说，尽管自己极力否认，但是男方家属仍然在网上散布女方出轨的消息，给自己造成困扰。“我就不回应，最后看结果。”
虽怀疑妻子出轨，但男方并无实质性证据。周兆成分析，婚姻中如果出现女方过错，例如出轨，如果符合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可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需满足严格的证据标准和因果关系条件。在杀子这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中，该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通常有限。
周兆成说，法院更可能基于故意杀人罪的基本量刑幅度——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结合凶手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因素综合裁判，婚姻过错仅可能在极个别情况下作为轻微从轻因素被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该刑案被害人并非黄某飞，而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2 应激障碍与刑事责任能力
作案前一天，刘某杰曾带着10岁儿子和7岁女儿外出，先后进行抓娃娃、吃烧烤、玩滑梯等活动，其间拍摄照片发布至短视频平台，并配文“最后的狂欢”。从画面看，孩子表现出正常的开心状态，未察觉父亲的异常意图。
案发当天，刘某杰在家族群发布一千六百余字的遗书，控诉妻子“花痴、物质”，以及“绝情折磨人”，同时表达对孩子的“愧疚”。
黄某飞说，案发后，警方曾出具一份报告，认为刘某杰存在一定程度的“应激障碍”，但这一份报告并不对案情形成影响，男方仍然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周兆成分析，应激障碍是一类由外部应激事件引发的精神障碍，以情绪失控、行为冲动等为主要表现，核心是认知功能相对完整，与“精神异常”有着显著区别。“精神异常”则是涵盖所有精神疾病的宽泛概念，部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可能伴随幻觉、妄想等严重认知扭曲。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关键在于是否能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本案中，刘某杰虽被认定为应激障碍，但作案前带孩子“最后的狂欢”、留遗书等明确表达动机的行为，表明其对杀害子女的性质和后果有清晰认知，仍能控制自身行为，故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目前，黄某飞已离开凤冈县，并称将来也不愿再回到伤心地。她说，双方至今仍然处于婚姻存续期之内，还没有正式办理离婚；关于本案，她并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她在等待再次开庭，等待最后的判决结果。
作者：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