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女儿的帮助，她们很难离婚。(农健 / 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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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妈妈的托举下走出家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妈妈依旧困在老家的一方天地里，不知道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男孩会被爸爸认为是血脉相连的人，而女儿跟母亲的处境会更相似，更能理解和同情母亲。”

　　第三次离婚签字前，母亲想放弃，觉得忍一忍也能凑合过。“我说不行呀，这次一定要赢，不然我们之前的努力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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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诗韵 劳施琦

　　责任编辑｜谭畅

　　“结婚证只需半天办成，离婚证却需要我、妈妈、弟弟三个人各去掉半条命。现在妈妈离婚了，这个过程太辛苦了，从被死亡威胁到报警、找律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再到法院调解，曾经和蔼可亲的亲人一个个变得面目可憎……恭喜我们逃出生天。”2025年3月，帮助母亲逃离父亲后，福建女孩陆萤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这段经历。

　　像陆萤这样向外界分享“救赎母亲”经历的女孩，这两年越来越多。受访的几名女孩均于2000年前后出生在南方农村，接受过高等教育。孩童时期感受到难以名状的异样家庭环境，在成年之后逐步清晰：父亲的缺位、母亲的困境、至亲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面对父母的婚姻，女孩很难把自己当旁观者，似乎自小就埋下的救赎母亲的种子，在长大之后茁壮生长。在她们看来，父亲似乎成为了家庭不幸的源头，而远离他成为一切问题的解法。

　　父母离婚后，有女孩和父亲断绝来往，或成为只在节庆联系的“熟悉的陌生人”，也有女孩夹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几位女孩，带着帮助更多处于困境中女性的初心分享自己的故事，但拒绝向媒体提供父亲的联系方式。她们觉得，父女之间很难沟通这个话题，也担心自己的行为不被认同，遭到指责或报复。

　　1 “出走的决心”

　　2025年春节刚过，陆萤母亲又被丈夫骂了。她下定决心要离婚。

　　剧烈的内心冲击发生在春节前，当时家族中一位已经有孙子的老年女性，因为不堪丈夫长期家暴而成功离婚，母亲内心那“不可逾越的藩篱”终于坍塌。

　　2024年5月，一天夜里12点多，还在加班的陆萤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那个男的（指陆萤父亲）又打她了，她被赶出家门，身上什么都没带，让我帮忙联系人临时住一下。第二天我看到她的手臂、大腿和后背上都是淤青。”陆萤回忆。

　　当时，母亲首次向陆萤郑重表达要离婚的想法。陆萤和弟弟带母亲验伤、调监控，准备帮母亲打官司。但因为自己忙于工作，且对起诉离婚的流程并不了解，这事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次，当母亲再次表明离婚决心时，陆萤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全力配合母亲。

　　海南女孩胡雯的父母，也在2025年春节为琐事争吵。胡雯妈妈认为，是因为自己没给丈夫生下儿子，婆家才非常不满，而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征地的意外财富，都成了家庭矛盾的催化剂。每一次冲突中，胡雯妈妈似乎总是那个挨打的人。

　　趁着父亲不备，胡雯带着妈妈和两个妹妹匆匆躲去姨妈家。收拾行李时，胡雯问妈妈，“为什么不离婚？你不怕他打死你吗？”她还告诉妈妈，“小时候每次看到你们吵，我都很难受，很想你们分开，但没有能力。我现在大了，我感觉你们分开还幸福一点。”

　　对离婚一直犹豫的胡雯妈妈，被女儿挂着眼泪的诘问和劝说怔住。她突然意识到，自以为对孩子好而苦苦维持的婚姻，实际上早就伤害了她们。稍微平静之后，她同意离婚。

　　广西女孩李可的妈妈没有遭遇家暴，但对丈夫也攒够了失望。她指责丈夫懒惰、爱赌博，缺乏对事业和家庭的责任感。李可想起小时候曾经替父亲挽回离开的母亲，心里满是内疚。

　　2024年夏季，李可爸爸为了一两万元把银行卡卖给不法分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拘。李可妈妈到处求人，差点花光家中积蓄。

　　“他爱赌博，以前没少给他擦屁股，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拖累我们，离婚了起码不用替他背债。”考虑到子女前途，李可妈妈终于下定决心，要跟丈夫尽快切割。

　　没有女儿的帮助，她们很难离婚，这是所有受访妈妈的共识。李可妈妈觉得，女儿的支持不仅指认同她的离婚决定，更是发现一直在隐忍坚持保护孩子的自己，突然有了一个依靠。她可以跟女儿说心里的烦恼和苦闷，遇到事情可以同女儿商量，并且坚信女儿会维护自己。

　　“女儿长大后懂了很多道理，很多事情她一说我就觉得很对，能听进去。”胡雯妈妈说，没有女儿帮着办手续、安置房产，她可能会还跟以前一样有很多顾虑，不敢去离婚。

　　2 冲突的家庭

　　李可的父母都出生于广西的农村家庭，两人学历都不算高。二十多年前，男方到女方老家的一个农场学种果树而结缘。

　　“我们借钱在山上开了一家腐竹作坊。厂子建好之后他什么都不管，稍微赚点钱就去赌博，没多久生意就垮掉了。”李可母亲说，在她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时，丈夫却欠下十几万元债务。

　　生下李可后，李可妈妈身体虚弱，贫血严重，需要经常看病。“买药的钱都是我跟我妈还有同事借的，他（丈夫）不仅不会体谅你照顾你，还跟他妈妈抱怨，说没见过这种整天要吃药的女人。我听到这些心都凉透了。”

　　几年后，李可妈妈意外怀孕。上次生育后丈夫的不闻不问，让她决定放弃这个孩子。做手术当天，丈夫没有陪同。她回家后，丈夫盛了一碗冷饭、煮了两个鸡蛋，就出门赌博了。“这次之后，我对这个人就没什么期待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觉得我的改变是因为在外面有人了。”

　　在李可的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躺在床上夹胡子看电视”，而母亲总是忙于家庭生计，一个人打两份工，还要照顾自己和弟弟。两人的争吵总是围绕“爸爸赌博”“妈妈出轨”，父亲激动时还曾举起菜刀要砍母亲，每次大吵之后两人就很久不说话。

　　胡雯的家在海南三亚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村落，紧邻城区，并不封闭，但观念相对传统，重男轻女。胡雯在充满冲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很小的时候她就担心，万一妈妈被打死或者打伤，她跟两个妹妹要怎么活下去。

　　在胡雯看来，父母矛盾的根源是性格不合。父亲年幼丧母，在五个姐姐的溺爱下长大，养成了不爱说话，回避沟通的性格，即便成家后依然依赖姐姐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母亲性格暴躁，凡事总要个交代。胡雯妈妈却觉得，婚姻的支离破碎，主要跟钱和儿子有关。

　　2007年前后，胡雯四五岁时，家中的宅基地出让带来一笔意外之财。胡雯的父亲掌握这笔钱的支配权，给家中新盖了两层小楼。胡雯妈妈每当要给家中置办物品向丈夫要钱时，丈夫就说钱没有了，“我问钱去哪里了，他就糊弄或者不说话，问急了就打”。

　　没有生下儿子，更是胡雯母亲在婆家眼中的“原罪”。“生下第三个女儿时，他想把闺女送人，我没同意，也不愿意继续生。万一生下的还是女儿还要送人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胡雯妈妈说，丈夫的五个姐姐都想要她生一个男孩，每次吵架，姐姐们都以此来替丈夫指责她。

　　陆萤出生于福建农村，她认为当地“男尊女卑”观念浓厚，“好女人”形象单一，就是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

　　她用“那个男的”来指代父亲。“那个男的是开挖掘机的，我妈妈不仅要打工赚钱，在家还要照顾我们姐弟和老人。”陆萤认为，在父亲的世界里，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也是发泄情绪的出口，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母亲虽然觉得不对，但性格温顺，还不认识字，没有反抗能力。

　　3 女儿成为保护者

　　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似乎很小就充当了母亲的保护者。自打陆萤记事起，总是看到父亲打骂母亲的画面，好在父亲不管怎么发脾气，还不会对孩子动手。于是，陆萤和弟弟学会了挡在被打的妈妈面前。

　　每次父母争吵完，陆萤就希望他们离婚，但她也知道自己弱小，说的话没人会听。成年后的陆萤也更有胆量反对父亲，父亲不想供她读书、放弃培养弟弟时，她都会直接叫板。直到上大学，她才跟母亲说：“等我经济足够独立时，你一定要跟他离婚。”

　　胡雯多次目睹过父母打架的场景，两人躺在地上互相撕扯，因为体型相对弱小，母亲总是吃亏些。用自己的身体去拦，去亲戚家搬救兵，甚至拨打110报警，胡雯似乎用尽了一切方式去保护妈妈。

　　澳大利亚注册精神健康与心理治疗师李雪娇是家庭暴力与神经多样性领域临床专家。在她看来，女儿作为保护者，是一种早熟的角色反转，当母亲在家庭中长期处于受压抑、受伤害的位置时，女儿往往被迫早早长大，成为母亲情感上的保护者。

　　小时候胡雯本能地想要逃离这种带有“人身安全风险”的家庭环境，寄宿学校曾是她的临时避风港，即便如此，她依旧在每一次父母打架时感到不安和恐惧。

　　四年前上了大学，胡雯观察别人的家庭互动才发现，原来很多矛盾不靠争吵和打架也能解决，原来有的家庭可以相处得那么温馨和睦。她也开始审视自己父母的关系，觉得他们性格上不适合在一起生活。

　　胡雯觉得，自己帮助妈妈离婚，也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独立包括经济上独立，精神上也不依附他人。我妈妈几乎不指望爸爸生活，还要挨打，她不必为了维持一个‘家’的形象忍受这些。”胡雯说。

　　李可则清晰地记得，母亲差点跳楼的那个夜晚。那是她刚上大学不久的一个寒假，一天晚上母亲很晚回到家，喝了点酒，父亲很不满，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我妈应该是很累也很失望，就爬到窗户那边想要跳下去，我爸还在拱火说‘你跳啊’。我妈就真跳了，好在外面有个装空调机的东西拦住了，我爸才吓得赶紧去拉人。”李可回忆。

　　最让李可感到愤怒和难堪的是，父亲还强迫母亲发生性行为。“我就站在他们房门外，听到我妈在挣扎和反抗，我拼命敲门，但是没有用。”

　　那天晚上，李可一直守在父母门外，母亲出来时，她认真建议母亲离婚，但是遭到拒绝。母亲的理由是，一旦离婚，父亲及其家族一定会争夺弟弟的抚养权，母亲很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弟弟。“从这之后，我就不想管他们的事，只想离得远远的。”

　　李可的硕士专业是社会学，她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将自己从原生家庭的影响中抽离，观察父母婚姻的裂痕以及姐弟二人的困境。她注意到，每次妈妈对离婚迟疑，都是考虑对自己和弟弟的影响。她逐渐理解，“为了孩子”并不是一个逃避借口。

　　她觉得，自己在妈妈的托举下走出家门，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妈妈依旧困在老家的一方天地里，不知道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她看到这种可能时，也想要拉自己的妈妈一把。

　　此外，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充当保护者，因为“男孩在一些男女性别偏差对待的家庭，会被爸爸认为是血脉相连的人，而女儿跟母亲的处境会更为相似，因此也更能理解和同情母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和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表示。

　　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中相互救赎的母女。(资料图)

　　4 离婚的阻碍

　　为什么这么久不离婚？李可妈妈给出的解释主要是为了孩子。事实上，她曾经两次离婚，都因为舍不得孩子而回头。

　　那两次离婚，都是丈夫先提出的。第一次时，李可只有四五岁，李可妈妈想着孩子还小，手上没钱也没地方去，“当时我对他还有感情，还挽留过他。”

　　之后有一段时间，李可总时不时要确认妈妈是不是在家，“非常黏人，需要我再三保证哪里都不去才能安心。我后来在她的日记本中看到，她无意中看到过离婚证。”李可妈妈说，她和丈夫之后复婚了。

　　在李可上初中、弟弟大约两岁时，李可父母再次离婚。如果说上次离婚有些儿戏，这次李可妈妈是认真的，她切切实实“净身出户”了半年。“那时候他（李可父亲）对婚姻有一些危机感，总是跟踪我，不管做什么都往出轨上去想。”

　　“后来李可来找我，说奶奶病重，如果我不回去她就不好好上学，就跟别人学坏，再也不认我这个妈妈。”一向乖巧的女儿突然对妈妈有了敌意，李可妈妈知道，这些话是丈夫的家人教的，但她也确实担心女儿跟着爸爸走错路，对妈妈的误会越来越深。

　　击溃李可妈妈防线的，是两岁的儿子无人照顾。“奶奶生病之后就没人好好照顾，几个月没见孩子瘦了一圈，浑身脏得跟个小叫花子一样。”李可奶奶去世后，李可妈妈因为放心不下一双儿女，再次同意复婚。

　　“暴力关系并非持续一边倒的压迫，它常常掺杂短暂的温情与悔意，使得母亲在反复的‘也许他会改’的希望中耗尽意志。”李雪娇分析，许多母亲会说为了孩子才没走，但实际上，她们更像是把对自由的渴望无限期地推迟至某个道德节点，比如“高考结束”“孩子成家”，这是她们对命运妥协的方式，也是对自我欲望的抑制。

　　阻碍离婚的，不仅是难舍下一代。胡雯的外婆观念传统，在她的认知里，离婚是女性的人生污点，不管维系婚姻多么艰难，她都坚决反对女儿离婚。潜移默化中，胡雯妈妈对离婚也充满羞耻感，即便偶尔起心动念，也不敢跟人提起。

　　“挨打的事我娘家也知道，我妈就让我收一收脾气，真打了就想办法躲起来。兄弟姐妹劝我，只要没有打残打死的风险，能忍就忍，过日子难免有磕绊。”胡雯妈妈说。

　　对于她而言，不离婚还有现实的考量。“在农村，住房是一个大问题，离婚了没有地方去。三个孩子，不养在身边舍不得，但我一个人恐怕也养不起。”

　　在胡雯妈妈内心，还有一个隐秘的顾虑。她所在的少数民族，政策允许土葬，依照当地习俗，女性未出嫁前去世葬在娘家，出嫁后就葬在婆家，而离了婚的女性处境尴尬，两家都无法安葬。胡雯妈妈很害怕死无所归。

　　李雪娇表示，农村中年女性离婚普遍比城市女性更难，因为她们在婚姻中的资源、话语权和支持系统极度匮乏，离婚意味着彻底的身份失落、经济崩盘与社会羞辱。心理上，长期遭受暴力会导致“习得性无助”，使人丧失判断危险与选择行动的能力。

　　此外，婚姻的分量在那一代人心中也比较重。马春华介绍，随着女性经济上更为独立，年青一代更加看重自我感受，希望婚姻更多地建立在浪漫爱情的基础上，而不是维持生存的经济合作社或者共同育儿的单位。如果感情不和或者消失了，就更可能选择离婚。

　　“父母辈是相反的，他们觉得婚姻是人生必经之路，更加重视家庭的价值，会为了家庭委曲求全，比如为了孩子压抑自己的感受。”马春华说，这在客观上也会影响女性的婚姻存续决策。

　　5 “这次一定要赢”

　　春节过后，当母亲铁了心要离婚，陆萤就开始查找资料、固定证据。因为缺少专业知识，她委托了律师，8000元律师费还是跟朋友借的。

　　“我妈妈不认识字，也不熟悉法律程序，需要我的帮助。如果我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妈妈拯救出来，以后拿什么帮助其他女性？”陆萤说。

　　父亲听说母亲要离婚，立即发来了“死亡威胁”。收到短信后，陆萤把母亲转移到舅舅家的空房子暂住。父亲找不到母亲，就在她开的小店门口盯着，进行心理施压。陆萤在律师帮助下为母亲申请了人身保护令，拿着威胁短信到当地公安报案，也向当地妇联求助过。

　　在法院的建议下，双方在2025年3月进行了庭前调解。“来了很多人，尤其是男方。双方因为弟弟的抚养问题起了冲突，弟弟为了维护妈妈跟他们对骂，他们破防了才同意签字。”陆萤回忆。

　　李可妈妈离婚的过程没有那么“凶险”，但也颇为曲折。2024年8月，李可在北京实习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想离婚，来问李可的意见。“我马上接住说太好了，我非常支持。以前我觉得妈妈是个弱者，但是那一刻，她已经不需要我去拯救她于水火之中了。”

　　在母女俩的好言沟通下，父亲一开始时很痛快地签了离婚协议，但在冷静期又多次反悔。他不断地给李可打电话，诉说自己为家庭的付出，想要争取李可的支持。“但我每次都会哄着他，说他们这样孩子也不幸福。”

　　两次约定的签字日期，父亲都没有到场，不是磨磨蹭蹭不出门，就是借口忘记拿东西。母亲很无奈，到了第三次签字前，甚至有了放弃的念头，觉得忍一忍也能凑合过。

　　“这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不行呀，这次一定要赢啊，不然我们之前的努力算什么？”很少主动联系父亲的李可，鼓起勇气跟父亲谈判，“当时他跟我大吼，说不要我管，我就说‘那你老了不用我管了？’”

　　或许是不愿意从此失去女儿，或许是出于对未来无人养老的恐惧，李可的爸爸终于不再“耍赖”，在父女通话后的次日签了字。

　　胡雯妈妈的离婚过程顺利很多，唯一不确定因素就是自己的犹豫。但女儿快刀斩乱麻，没有给她反悔的机会。

　　“我让她离婚，她也说想离。我知道她只是说说，但我就当她真的同意了，马上跟我爸爸、两个妹妹沟通，他们都同意后，就开始找律师准备材料。”胡雯说，一个星期后她找父亲拿户口簿，胡雯的爸妈才意识到，这次离婚不是随便说说。

　　“我女儿先是帮我准备了家暴的证据，说她爸是过错方，我们可以多要点财产，如果对方不同意就平分，再不同意就让一让少要点，一点点降低他的预期，让我顺利离婚钱上也不太吃亏。”胡雯妈妈一直担心的住房问题，在双方亲属努力下，两人各分得一套自建房，娘家的弟弟也答应为她的身后事托底。

　　离婚律师楚玥发现，相较于以前农村女性动辄选择极端方式去解决婚姻问题，有女儿的介入后，作为母亲的女性更会借助有效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6 离婚不是一切问题的解法

　　离婚后，长期纠缠在婚姻泥淖中的母亲获得了些许安宁。“妈妈情绪稳定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情绪上头就迁怒小孩，还会邀请朋友到家里聚餐。”李可描述母亲离婚后的改变。

　　李可对父亲的怨气也随之消失了，只是偶尔感觉怜悯。除了节假日礼节性的问候，与父亲在一些亲友的红白喜事上遇到，她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妈妈那里才是家。李可妈妈也观察到，女儿从之前的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变得一放假就愿意在家里待着。

　　“她把自己的微信名从‘经历是种美’改为‘穿过黑暗即是光明’。”楚玥注意到，胡雯的妈妈在离婚后开始关注自己了，“以前给我感觉是年纪很大，看人怯怯的，眼睛没有光，离婚后整个人显得容光焕发，还画了眉毛和涂了口红。”

　　胡雯也发觉妈妈的情绪比之前更平静，更有耐心了，有时候自己沟通时有点着急，妈妈还会反过来安抚她，让她慢慢讲。这样的妈妈，给予了姐妹三人更多安全感。

　　不过，离婚不是一切问题的解法，伤痕也很难仅靠断联就抚平。“家族里也有人怪我不懂事，觉得我这个做女儿的读书读傻了。有段时间一些很亲近的亲戚也有所疏远，他们以前很疼我的。”李可说。

　　胡雯妈妈离婚后还跟胡雯爸爸住在同一个院子，依然有颇多纠纷，只是不再挨打了。房子电路损毁，胡雯妈妈会怀疑是他在背后搞鬼。为了避免摩擦，他们近期在协商给院子重新围墙开道。

　　最让胡雯妈妈难受的是，生活在一个处处有前夫痕迹的社群里，亲邻的交流方式、村里的大小事情，都因为她身份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为了避免成为别人的谈资，她尽量减少非必要的社会交往，回避与别人过多交谈。

　　离婚律师张鸣娜观察到，还有很多女孩执着于“拯救”母亲，但是母亲一直犹豫；长久陷入“救而不得”的状态中，对女孩们来说也是二次伤害。她认为，年轻人不必非要背负父母的婚姻课题，应当更多关注自己的人生。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班涛调研发现，在农村，离婚人群主要集中在年轻人而非中老年人。在农村，“养儿防老”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现实需求，女儿未来结婚生子后能否依旧坚定地支持母亲尚未可知，年轻人干预的长远影响仍待观察。

　　“女孩们帮助妈妈之前，要充分尊重妈妈本人的意愿。妈妈能否独立生存，自己是否有能力为长远变化托底，干预是否会成为未来母女矛盾的引爆点……充分考虑后再作决策更为合适。“马春华说。

　　（陆萤、李可、胡雯为化名）

作者：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