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尘封于博物馆的“静态遗产”，而是奔涌于时代脉搏中的“动态资源”。如何使这些深植于东方文明土壤的文化符号，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被“看得见、读得懂、接得住”，已然超越技术层面的传播策略之争，升华为一场关乎文化主体性重塑与文明共生力建构的深层变革。

　　内容创新：从“厚重典籍”到“可感生活”，实现文化符号的当代转译——

　　跨文化传播的第一重困境，在于“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符号壁垒。破解这一困局，需借鉴“高语境与低语境”理论及“编码—解码”理论。它意味着，文化传播不应是符号的机械搬运，而是意义的再生产。为此，应倡导一种“文化转译”思维：在不损伤精神内核的前提下，将精英化、典籍化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当代生活美学。

　　近年来兴起的“新中式”美学风潮，是这一转译逻辑的典型实践。比如，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黄金饰品加入购物清单，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款式备受青睐。从龙凤呈祥的吉祥纹样，到花丝镶嵌的繁复工艺，再到錾刻点蓝的精湛技法——这些承载着东方美学的文化符号，经由匠人之手化为可佩戴、可触摸、可珍藏的黄金饰品，成为海外游客带回家的“中国故事”。这便是文化转译的生动实践：将厚重的传统工艺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代生活美学，让中国文化以温柔的方式走进异国他乡的生活日常。

　　形式创新：从“单向展示”到“沉浸体验”，削弱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折扣”——

　　传统文化传播形态多以“展示—观摩”为主。然而，在数字媒介塑造的“游戏化”代际心理结构中，Z世代更倾向于通过“参与”实现“认同”。元宇宙、数字孪生与空间计算等技术的引入，可实现以沉浸式体验弥补数字传输的不足。这正是破解“文化折扣”的密钥——通过构建高交互的沉浸式场景，降低跨文化理解的心理阻力。

　　在数字科技赋能下，这一理念正成为现实。湖南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成全国首个规模化微短剧智能译制中心，整合大语言模型、语音识别、语音克隆与合成技术，可实现多语种自动翻译、配音及字幕生成。过去人工翻译一部微短剧需要一到两周，现在仅需数小时就能完成，已推出3000多部作品，吸引数千万海外观众。这种技术赋能的文化传播，让中国故事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走向世界。

　　短视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遵循“情绪优先于叙事，峰值优先于整体”的法则。前段时间很火的“戏曲变装”，将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提炼为一个个高浓度的“审美爆点”，以更符合现代媒介特质的方式，完成对全球用户的一次触达。这种游戏化的处理，让戏曲动作脱离舞台的物理限制，成为一种可以在全球数字空间流动的视觉资产。短视频平台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再要求受众“走进来”，而是让文化“流出去”。一个美国用户可能完全不懂中国戏曲，但当他在镜头前卡点完成从卫衣到戏服的转变时，就“体验”了一次戏曲的亮相。这种通过“做”而获得的体验，有时比通过“看”获得的印象更为深刻。短视频推动的跨文化传播形式创新，本质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种“被阐释的对象”转化为一种“可体验的环境”。

　　途径创新：从“官方渠道”到“多元节点网络”，激发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

　　传统对外文化传播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大外宣”模式，具有渠道集中、信息同质、层级分明的特征。这一模式在塑造国家品牌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现分众化传播、社群化传播方面往往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瓶颈。

　　传播理论揭示，文化信息的传播效能，取决于中介节点的社会资本与信任黏性。在算法分发的媒介生态中，无数个“微节点”构成文化流通的真实毛细血管。跨文化传播亟待从“单一中心、树状分发”转向“多中心、网状扩散”，一批活跃于B站、小红书、YouTube等平台的文化类创作者正扮演这种“文化中介者”的角色。他们用专业内容将分散在全球的、对中国文化有潜在兴趣的个体“圈层化”地聚合起来。

　　比如，一个手工达人讲解用榫卯结构制作机器人玩具的视频，吸引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手工爱好者、模型发烧友和建筑系学生。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其黏性和活跃度远高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群体。算法精准地将“可能对榫卯感兴趣的外国人”与“硬核手工达人的视频”连接起来。这种“人—内容—算法”的三角循环，实现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的精准跃迁，传播路径从“中央—地方—个人”的垂直灌输转变为“节点—社群—网络”的水平渗透。

　　“多元节点网络”带来的最大效能，是实现文化传播的“蒲公英效应”——种子源自大地，随风而起，散落千山，落地生根。当中国文化通过值得信赖的“中介者”，以“去陌生化”的方式嵌入全球青年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时，文化传播才真正实现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质变。

　　方法创新：从“宣传说教”到“共情叙事”，构建跨文化理解的“第三空间”——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是将“传播”等同于“宣传”，将“讲好中国故事”窄化为“讲中国的辉煌成就”。这种宏大叙事视角，往往忽略了个体作为文化载体的温度与复杂面向，也较难激发异质文化群体的深层共情。

　　在文明异质性条件下，国际传播应构建一种兼顾包容性与主体性的传播形态。面对文明范式的深层差异，传播的有效性不再仅仅取决于信息输出的数量，而更取决于能否实现深层文明范式之间的对话与转译。从共情叙事视角出发，把共情与叙事结合，能够达成情感与认知的协同发展，有效引发情感共情、认知共情与行为支持。

　　聚焦个体“守护人”叙事，是一种有效的微观策略。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引发海内外观众共鸣，很重要的就是它呈现了修复师们日复一日的静默、与千年文物对视时的小心翼翼以及修旧如旧后的质朴欣喜。文化的生命力，在这种具身的、非表演性的日常中得以彰显。

　　更具张力的是中外文化对话的“他者叙事”。美国网红“甲亢哥”在中国拍摄的vlog，以夸张的表情、未经修饰的“震惊”反应，意外成为外网了解中国社会的流量窗口。他以“外来者”的陌生化视角，发现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高铁上的安静、深夜街头的小吃摊、公园里写毛笔字的老人。这种“他者”的惊奇与领悟，构建了一种“第三空间”，完成了文化意义的再协商。这启示我们：跨文化传播不是以“同化”为目的的单向驯化，而是以“对话”为方法的双向奔赴。允许被传播者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视角去理解并重构中华文化，这种“被理解的开放性”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深层表达。

　　通过内容的本土化转译、形式的场景化融合、途径的数字化连通、方法的共情化叙事，传统文化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主体性重塑”——它依然是中国的、悠久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年轻的。面向未来，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一场始于语言、抵达价值的文明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既要以“守正”的定力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也要以“创新”的勇气探索跨文化表达的新语法。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与世界文明的深度互动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内涵，并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贡献东方智慧与方案。

　　（作者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