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读过韩愈的《师说》。如今已年近七旬，重读这篇文章，对其中的理论新意有了更深体会：其一，从 “人非生而知之者” 出发，肯定 “学者必有师”；其二，明确 “传道、授业、解惑” 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这一表述相当精准；其三，提出 “圣人无常师”，主张广泛向他人学习，并指出 “择师” 原则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四，认为师生关系具有相对性：“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所处的时代，教育虽已相当发达，但魏晋时期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流弊仍存。当时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既不愿求师、又 “羞于为师” 的观念盛行。韩愈写这篇文章时35岁，正在国子监任教。他借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此文，以澄清时人对 “求师” 与 “为师” 的模糊认知。

　　韩愈3岁丧父，由兄嫂抚育；12岁时，兄长病故，便与嫂嫂相依为命。苦难的童年，让他读书格外刻苦。然而，他的求学求官之路并不顺遂：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才得中，随后三次应考博学宏词科均告失利。直到遇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这位伯乐，29岁的韩愈才得以步入仕途。那段屡考不中的经历刻骨铭心，也是他创作《师说》的动因之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马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古今贤文・劝学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这些话语正是他亲身体验的写照。

　　韩愈是有远大抱负的文人。唐德宗贞元十八年，他重新参加吏部考核并通过，次年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子监是唐代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与最高学府，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 “六学”。四门博士职位虽不高，但韩愈当时在文坛已有名望，他所倡导的 “古文运动” 正在开展，且他是这场运动公认的领袖，门下聚集了张籍、李翱、侯喜等弟子。韩愈深知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对国家前途影响深远，于是写下《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增加国子学和四门学生员的建议；同时，他积极利用国子监这一育人场所，传道授业，奖掖后学。

　　随着 “韩门” 声望日增，上流社会的打压与嘲讽也接踵而至。其中最令韩愈愤怒的，是指责他 “好为人师”。与他同时期的文人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记述了他的遭遇：“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不久，这位挚爱教育的博士便在当时歪风邪气的打压下，被排挤出京，赴广东阳山担任县令。

　　作为 “古文运动” 的倡导者，韩愈文风 “发言直率，无所畏避”。一篇《师说》涤荡了大唐学界的积弊。韩愈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 “文”。这个 “文” 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作为 “师者”，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在延续，为后人所敬重。

　　作

　　者

　　简

　　介

　　徐成文，笔名：曾闻、余力，辽宁抚顺人。在《思维与智慧》《芒种》《演讲与口才》《读者》《当代人》《散文选刊》《散文诗》《天池小小说》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2800余篇，并被多家报刊、杂志评为优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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