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在周文翰看来，写作古代文人的传记，最要紧的是要能“走进”传主的时空，全方位重构古人的生活环境，将传主放在具体的空间和人际关系网络中进行刻画。在这一写作理念之下，周文翰近些年连续推出了《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洞中人：王羲之传》《不浪漫：赵孟頫传》《诗人的七座花园：白居易传》《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等作品，备受读者好评。

6月8日，周文翰来到济南阡陌书店579百工集店举办《洞中人：王羲之传》签售会，并与读者畅谈“贵族时代的书法、礼仪和信仰”。新黄河记者也趁机对他进行了采访。

为古代文人写传记

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古代文人的传记，周文翰坦言，是出于“好奇”，“大概在2008年左右，在写作《中国艺术收藏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在艺术史中鼎鼎大名的赵孟頫、文徵明这样的人物，传记却很少，仅有的一两种传记，写法也很陈旧，读来很不过瘾。于是就先写了一本文徵明的传记。在读赵孟頫相关资料时，又发现赵孟頫因为在元朝当了官，被视为‘二臣’而颇不受明代人待见，因此很少提到他。我于是对赵孟頫产生浓厚兴趣，发现其实赵孟頫出仕新朝颇有苦衷。包括很多人都说赵孟頫和管道昇婚姻非常美满，其实赵孟頫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写了两三个人物的传记后，周文翰就有了“一个朝代写一个人”的计划，当然后来计划又有扩展，传记一部接着一部出版，陶渊明、王维、扬州八怪的传记都已经“在路上”。

对于古代人文传记的写作，周文翰不满于常见的“评传体”和“文学虚构体”，而有着自己明确的写作坚持：“一是比较讲究历史断代意识，只写传主活着时可能接触的信息、知识，尽量不代入后世的观念。比如，王羲之活着时没有‘西晋’‘东晋’的概念，所以《洞中人：王羲之传》正文中就没有‘西晋’一说，当时王羲之也没有被称为‘书圣’，书中正文自然也没这个说法。二是对一些关键的文献记载进行考辨，尽量使用传主同时代的可靠文献和他生前的周边人物的资料，对传主身后资料的使用比较谨慎，有严格的拣择。比如写王羲之传时主要采用唐代前期以前的史料，即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论书表》、萧梁时期的《真诰》，以及唐代的《晋书》《法书要录》等比较早期的文献，对唐以后的史料使用得比较谨慎，排除那些明显是后人虚构或来源不明的文献。三是注重对当时的经济、礼俗、信仰、交通、信息传达等生活场景的‘重建’，希望能部分还原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信息环境。让读者一步步了解传主的成长和选择，理解传主所在的那个时代。”

像古人那样感知

在对细节的精细探究下，《兰亭集序》这一“天下第一行书”激发出来的对王羲之的想象也在《洞中人：王羲之传》中被纠正。周文翰说，如果我们尽可能回到王羲之生活的时空，像古人一样去感知，我们会发现，其实书法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对王羲之而言，信奉天师道、做官、吃药都比书法重要”。而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王羲之四岁就失去了父亲，在母亲和哥哥的抚育下长大，自小多病的他身材修长，手足纤细。因为跟随母亲南渡时一路多有颠簸，在建邺又很快失去了父亲，王羲之从小就不爱说话，有点木讷。更让母亲担忧的是，他患有癫痫病。大多数时候和其他小孩一样正常，但偶尔受到刺激时，就会突然丧失神志，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由于丈夫失踪，二儿子又自小患病，王羲之的母亲也如婆婆夏侯氏一样虔信天师道，常常祈求神灵的护佑，也爱按照方士、医师的吩咐给儿子吃各种药物。王羲之从小就能听到天师道的故事，接触各种药物。”

细梳史料细节，周文翰还发现，王羲之的性格其实相当执拗，甚至略带神经质，如在谋求扬州刺史一职不得后，他到父母灵位前发誓不再当官，“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人看来是有些‘古怪’的”。

要如此细节化走进王羲之生活的时空，当然殊非易事，何况直接和王羲之有关的史料也非常少，除了《晋书》中的《王羲之传》，《世说新语》中的十几则内容，就是王羲之的各种尺牍，也就是短信。周文翰说，这些短信很多都是当时各种礼节的体现，“当然，因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王羲之真迹存世，各个博物馆收藏的多是南、唐、宋的摹本或者唐宋以来的刻石拓印本，所以在写作《洞中人：王羲之传》时，我引用的仅仅是‘文字记载’，并不涉及物质载体是否为王羲之亲自所书‘真迹’或‘真唐代摹本’这类‘文物问题’。”

身处颠沛尘埃，心怀不灭灵光

和写《洞中人：王羲之传》时遇到的问题一样，《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的写作难度也在于史料极为稀少的。周文翰说，李清照的诗、词、文绝大多数都已佚失，残留至今的可信诗、词、文加起来不足百首（篇），其全集或是一册，或分成薄薄两册，不看注解的话一天就能读完，“就同时代人的记述而言，李清照一生为闺阁女子，既无法如士人那样求学、出仕，也没有帝后那样的贵族身份，故而时人对其的记述屈指可数。史料太少，导致写李清照的严肃传记的作者常有‘无米作炊’之感，往往只能靠评诗词、论时事来填充字数。在这种局限下，作者们难免生出一个念头：与其勉强写凑字数的评传，还不如写作小说，以若干想象的情节来虚构出一种‘李清照可能的完整人生’。”

史料的残缺意味着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的、完整的李清照人生”。让周文翰特别感受到资料空白遗憾的是李清照在建炎三年二月五日丈夫赵明诚逃离江宁府知府官署那一晚的言行的空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只记载了赵明诚当晚听闻兵变消息后匆匆逃跑并在随后被免职的信息，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李清照在这一晚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规劝丈夫下令平叛却遭拒绝？她怂恿丈夫一起逃跑？还是默默无语收拾细软？惊慌还是悲哀？”

在写作《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时，这些醒目的残缺、空白让周文翰焦虑了许久。最后的结果，周文翰让那些“空白”保持沉默，“这样的写作原则导致我书中的李清照形象有些支离破碎，是个没有完整的成长历程、没有鲜明性格的人物，我在前言、后记中老实承认自己写的只是李清照的一个侧影——因为现有的史料只能呈现李清照的侧影或者说残影。”

不过，“空白，何尝不是另一种魅力？”周文翰为这种空白焦虑，也“享受”这种空白，在残缺的资料中，周文翰依然感受到了李清照的浩瀚，“她是一个在文学的乌托邦里和苏轼、黄庭坚生活在一起的人，她想要比肩的人物，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所以一开始我把李清照传记的书名定为‘见过大海的女人’，后来编辑让改，才换成‘尘埃与灵光’。身处颠沛尘埃，心怀不灭灵光，也很确切。” 

摄影：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