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读马伯庸的随笔有一种发现的快乐。诚如刘勃在《历史中的大与小》的序中所写：“马伯庸的这些文章好在时时在展示，发现新知很快乐，分享发现很快乐。”这种快乐涉及“哲学”的原本意义，“‘哲学’的意思不是智慧之学，知识还有多少用呢？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从知识中获得的快乐，使人类连为一体。”

比如陪孩子背《出师表》，陪孩子背《木兰辞》，从文本到心理，马伯庸总是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而且结合了和孩子的互动，忍不住还抖个包袱，极生动有趣。《蒲松龄与高考作文》从一篇蒲松龄写成“小说”却被判满分的应试作文写起，将蒲松龄本人的心路历程及彼时的“时代氛围”对科举、文艺的影响写得酣畅淋漓。

一切问题都来自生活，来自蓬勃的好奇之心，在好奇心驱使之下，马伯庸兴致勃勃地搞起历史和知识“考古”，并勤奋地将发现过程记录下来，分享出来，于是才有了这一篇篇读来令人大呼过瘾的文章。如书中《拍向乱世的两块砖头》一篇，起因是马伯庸出差成都在武侯祠看了一个三国志展。这个三国志展，“汇集了全国数百件与三国有关的文物，一次看完，机会相当难得。”接下来，马伯庸化身“马侦探”，开始将目光凝聚到两块其貌不扬的砖头上，在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开始破解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

两块文字砖，一块是“仓天乃死”砖。这块砖出自安徽亳州曹氏家族墓地，也就是曹操的宗族墓葬群，目前发现的有四十多座，包括曹操的祖父和父亲都在里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陆陆续续清理了曹氏宗祖墓群中的十三座，从中出土了不少文物，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数六百多块文字砖。文字砖上的铭文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最令“马侦探”瞩目的，是那些工匠的“吐槽”语，“在元宝坑一号墓三十四号砖面上，留下了三个字：‘当奈何。’——短短三个字里，一股浓烈的无奈与苦涩扑面而来。同一墓内三十九号砖上，留言更是凄楚：‘为将奈何，吾真愁怀。’不用翻译，一眼就能读出其中的绝望愁苦。还有董园村一号墓十七号砖上写着：‘作苦心丸。’这是一种自嘲，把自己的生活比喻成一味极苦的药丸。”马伯庸认为，“能让这么多工匠同时发出嗟叹的，有很大概率是工作本身。在更多的字砖上，能看到‘日夙且休干’‘纪绝事止食’‘成壁但冤余’，等等……你不必训诂每一个字，只要在通勤路上或加班夜里读到这些，就能体会到这些古代社畜的压抑心情。”

而更令人瞠目的是一块“仓天乃死”砖，刻了将近三十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王复——或许是监工的名字——你逼我干这么重的活，快要把我逼死了，别人都不知道。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马伯庸随后写道：“这一位工匠受到了何等压迫，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他一口气写下这么多字，几乎刻满整个砖面，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绝望到极致的愤怒，不宣泄出来，大概真的会疯掉。”这块“仓天乃死”砖出于元宝坑一号墓，断代是在建宁三年，距离黄巾起义还有十四年。十四年后的黄巾起义的口号，正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通过这一块砖，“马侦探”感慨，文献中关于汉季乱世的描写，多是总结性的发言:“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然而，“兆民也罢，贫穷也罢，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和抽象概念被感慨，被评论。至于个体的喜怒哀乐，几乎不可能被记录下来，也没人关心。这块砖最难得的，是记录下了一个卑贱人物最真实的心路历程，全无矫饰。它幸运地冲破了时光的重重阻碍，向后世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呐喊，让我们一窥乱世的底层之因。”

马伯庸写到的另一块“晋平吴天下太平”砖，则是1985年出土于南京栖霞山附近一座西晋墓，这块文字砖上写的是：“姓朱，江乘人，居上描，大（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在细致分析这块砖上的铭文后，马伯庸这样写道，“朱先生的生平我们不清楚，但即使他一直安稳地待在建业，也未必会很舒服。国家一直在以战时模式运转，普通百姓就算不参军也会被压榨得很惨。何况到了东吴后期，先赶上孙峻、孙綝兄弟残虐好杀，又有孙皓这样穷兵黩武的末代君王，连年北伐西晋加南征交趾，百姓负担极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而这种狗都不如的日子，朱先生过了一辈子。这一辈子，他一直疲于奔命，几乎没有喘息的余裕。他绝不会像后世人一样，对历次大战甘之如饴，只会深深地厌恶。……终于有一天，他得到通知，天下统一了？天下太平了？这位过了七十年战乱生活的老头子，该是何等激动。没想到在我风烛残年的时候，还能看到和平光景，还能过几年太平日子。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东吴的首都居民，在故国被灭亡之后非但没有感伤，反而在砖头上如释重负地铭了一句祝福:‘天下太平。’从汉季开始的乱世，至此终于告一段落。”

“仓天乃死”砖、“晋平吴天下太平”砖，“一头一尾，以卑微百姓的视角见证了乱世的开端与终结”。

其实读到马伯庸写到安徽亳州文字砖，我就想起了诗人陈先发发在《十月》2024年第1期上的一组诗《了忽焉——题曹操宗族墓的八块砖》，这组诗也被收录在2025年2月出版的陈先发自选集《破壁与神游》中，读完马伯庸的这篇《拍向历史的两块砖头》，再重读这组诗，更深切体会到了一种升腾于历史和人心悲欣处的诗意。

“壬寅年春末。我是烧制墓室砖块的窑工/手持泡桐枯枝在/未干的砖坯写下/断断续续的字句/给了这黏土以汗腺与喘息……我被世间稀有的权杖压在这里。/跟涡河之畔的野蒿、雏菊，/蝼蚁、蛆虫、蟋蟀们在一起……/诗以这秘不能言的下沉为体”——这是组诗中的第一首《“作苦心丸”》中的句子。“光线像权力的雪崩无休无止——/而历史总败于乌合之众。/在勒痕深深的井栏他走了一圈又一圈。/发黄竹简上乌托邦更远//四万万匹隐蔽的纸马和/一种模糊的运气……至暗时刻，一个弱者/的哭泣也能抵达生命意志的深处。他忽地/寄望于若有若无/这些花香的粒子//只要有一粒不灭，就必有一双/后世的手在风中神秘挖掘着她—— //而历史依然是，无形人穿无形衣。/他忍不住在/砖上刻下/‘了忽焉’三个字来放大这种恍惚”——这是组诗中的第二首《“了忽焉”》中的句子。

记得那年采访陈先发，诗人谈到以诗“格物”的问题，深以为这样的“格物”，正如对庞大“树根”的培育，让长于其上的诗意变得更加深刻丰饶。而马伯庸的“格物”则是在文献意义上向历史现场回溯，同样有一种细节密布的丰饶。《了忽焉》组诗中的一首《“亟持枝”》的开头，有这样几句：“出土的墓砖躺在博物馆的/聚光灯下。二千余年从无/光线的触碰/而此时几束强光整日炙烤着它。/陈列品：一个奇怪的词。/展厅内，有人费力猜测砖上铭文/更多的人心不在焉，他们宁愿/在手机上刷刷薛定谔猫和元宇宙动漫”。

在“更多人心不在焉”的时代，如马伯庸和陈先发这样面向历史和诗意的“格物”，是对物本身，一种多么珍贵的“光线的触碰”。

编辑：江丹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