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3月18日余泽民先生到山东财经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演讲，说到自己很想翻译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但是因为出版社的种种顾虑，这本书的中文版恐怕还需要等待时间，不过他翻译的其中一章《妈妈》，即将在2026年第2期《世界文学》刊登。3月27日，我订的《世界文学》就如期送来了这一期。

不仅有《妈妈》，这一期《世界文学》以133页的篇幅做了一个“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专辑”。专辑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致辞》、拉斯洛的获奖演说《善与恶之间，不存在任何希望》，以及他的三篇小说、两篇散文、一篇访谈，和三篇研究者对他的评论文章。可谓相对系统地呈现了拉斯洛的文学世界。

从《妈妈》开始读，似乎更感亲切，因为在讲座中，余泽民分享了诸多1998年陪着拉斯洛在中国寻访李白足迹时的趣事。那次中国之行，在北京时拉斯洛就住在余泽民的妈妈家，余泽民说拉斯洛特别会“来事儿”，他调好了家里的钢琴，修好了吉他，“和妈妈聊民歌，和弟弟聊摇滚，给家里带来了很多欢乐”。这篇《妈妈》以对话为主，拉斯洛问，“妈妈”答，“妈妈”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日据时代的恐惧和艰难、耳濡目染下人伦秩序的构建，都在拉斯洛的追问下一点点呈现。通篇没有拉斯洛那著名的套娃式的幽暗、复杂的长句，都是非常好读的日常对话。可见一位作家对他人生活和生命状态的赤诚关注。

另一篇同样译自《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的《若有所期》，雾中九华山的游历和对雕刻佛像的匠人的寻访，充满勃发的情感和思索，那“猛然扎进虚幻中的神圣大自然所散发的独特魅力”让人无法抵抗，而“佛像究竟是怎样从这些木料中诞生的？……看就是这样，当当一切准备就绪了，他便过来，攀上高处，用凿子细细雕刻，直到……佛陀诞生。”

译自《西王母下凡》的这篇《起在黎明破晓时》也是如此，事无巨细描述一位日本工匠雕刻一件能乐面具的过程，然后，“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一个恶魔诞生于他的手中，并将危害四方。”

《西王母下凡》中17篇令人沉醉的奇遇，“每一篇都关乎惊心动魄的艺术创作，关于介于崇高与丑怖之间、接近痴迷的审美体验”，在法国学者伊薇特的访谈《遇见克拉斯诺活儿卡伊·拉斯洛》中，拉斯洛说，《西王母下凡》“探讨的都是我们这些凡人——至少是对真正之美具有感知力的人——与美的邂逅。在可以感受真正之美的人看来，美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的存在。人在遇到美的瞬间，内心会发生一场崩塌，同时也是一次飞跃。坠落和踉跄的时刻，也是我们超脱尘寰的时刻。”而之所以对匠人有如此多“仿佛要穷尽某个领域的全部知识”的描述，是因为在拉斯洛看来，“手艺”是“趋近美的一种方式”，“没有技术上的完美，美就无从存在”。

但即便是在如此扎实的描述中，“破碎”依然在作家希冀永恒的凝视中出现，在《佛像的保护》中，面对那尊以目光闻名的佛像——已碎裂成千百片，散落在桌上以待修复，修复师与僧侣们惶然自问：“当整体不复存在而唯余碎片时，佛像摄人心魄的目光要到何处去寻？”

比起拉斯洛在《撒旦探戈》以及其他小说中对末日恐惧的描述，对“人类总是从一个陷阱进入另一个陷阱”的绝望，佛像目光的破碎其实要温和很多，在深度了解各种文化，并深刻体验人类生存的幽暗、绝望境遇之后，拉斯洛依然希望实现一种“理念”，那就是：“我们与其面对一个分崩离析、充斥着邪恶混沌的世界，不如选择一个更高维度的世界。在那里，万物得以彼此联结，浑然一体。”

如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克申《克拉斯诺活儿卡伊的朝圣之旅》一文中所说的拉斯洛“一脚立于现代主义的抽象思辨之中，另一脚却陷于出行转乘的日常细节之内”的文字和情感的张力。有趣的是，余泽民所说的出版社对《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的顾虑，我们似乎也可以在这篇《克拉斯诺活儿卡伊的朝圣之旅》中找到部分原因。此书开篇便哀叹“世间万般再没有比那个所谓的南京西南客运站更绝望的地方了”，“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些街道更绝望的了，再也没有比那两侧绵延不尽的营房式建筑更绝望的了——它们永恒地凝固在目前的临时形态之中——因为实在没有言语可以形容那种绝望的色调、那些缓慢消磨生命的棕与灰的变体……我们颠簸摇晃于这愈发浓稠、无法言说的棕灰色霾雾之中，置身其中，根本无法相信，在这种空洞到令人心悸的棕灰色混合物之外，竟还存在别的什么……”保罗·克申以为，拉斯洛在《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中将抽象理念与具体现实交界的摩擦点复现为“一场黑色喜剧”，“一位朝圣者远赴中国追寻启示，到头来，却只找到一座主题公园”。

然而“朝圣者一直在路上”，“……救赎这种交易在一个万事皆无定局的虚构世界里，是找不到容身之处的。艺术，不过是我们活在世间时的慰藉，仅此而已。抑或，它是一道有众神在其背后走动的帷幔。帷幔虽光芒闪烁，却永无掀开之时。”保罗·克申的这段话，用拉斯洛在《自我访谈》中的话说，就是：“艺术的历史就是慰藉的历史，但不是虚假慰藉的历史。”

有趣的是，余泽民在演讲中还提到匈牙利人的“亚洲血统”，他们至今是姓在前而名在后，所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姓，“拉斯洛”是名，“名是相熟的朋友间的称呼，陌生人这样称呼其实并不妥当”。对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姓，安吉·姆林科的评论文章《德国人不会牙疼》恰好有所提及：“他给《战争与战争》的主人公取名科林，这是他祖父先辈曾使用的姓氏，后来祖父因担忧这一犹太姓氏会招致纳粹迫害，改成了如今的姓氏。祖父选择的新姓氏源于一首与城堡有关的民谣（‘这首歌曲的中心思想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悲伤且黑暗，一切没有希望’）。”

“悲伤且黑暗，一切没有希望”，祖父选择的这个姓氏，如此“先验”地“预告”了这位诺奖作家的写作主题。

但绝望的书写底色下，埋藏着的，是拉斯洛饱满、丰饶的心灵，和热烈滚烫的浪漫。在一篇以告别时代为主题的哲理性散文《希望仍留在盒子里。向前？向后？坐下？起立？》中，拉斯洛用最直白的语言，向21世纪的年轻人传递出一份带有象征意义的“文化遗嘱”。文中拉斯洛仿佛一个正在给年轻晚辈谆谆祝福的长者，事无巨细交待着各种应有的生活规则和礼仪，当然还有心灵的修养——“眼神坦率的人会谦虚、温和、友好地直视每个人的眼睛，其目光也不会因恐惧而躲闪；他永远不会害怕或畏缩，但也不会自大、谄媚或过分谦卑。他的目光伴随着温柔的微笑，那是灵魂的果实。但是，如何才能让这样的目光和表情成为我们自己的呢？升华心灵，模仿拥有这种目光和表情的人。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的面容温柔、友善、谦逊、亲切、恭敬，我们的心灵必须充满善意、怜悯和友谊。我们必须拥有这些高尚的美德，不断践行，享受它们向我们内心灌注的幸福。但须牢记：一瞬间的念头或单次的善举，并不能让我们的脸庞拥有这种持久而动人的光彩。对高尚和善良的憧憬应当坚定，持续发挥作用，直至融入血液。让我们不断修养自己的心灵吧。”

演讲时余泽民提到一个细节，1993年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当天，因为聊李白、聊中国文化意犹未尽，拉斯洛当晚就开车把余泽民拉到了200公里之外的家中，一住就是一周。余泽民睡在拉斯洛家门廊的书架前，每天早晨，拉斯洛都会“弹着吉他唱着歌”把他叫醒。

文学或许本就该如此浪漫而神奇。1991年，还不懂匈牙利语的余泽民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去了匈牙利，“只因为他们对华免签”。三十多年之后，他已被誉为“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这是另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里理想的燃烧哔剥作响，火光中闪耀着青春本该有的蓬勃、勇气和浪漫。

编辑：徐敏  摄影：钱欢青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