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江丹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本文根据所选著作书名称为于尔根·哈贝马斯）逝世，享年96岁。

于尔根·哈贝马斯身上有很多个标签：“现代性卫士”“交往理论大师”“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法兰克福的烈性子”“德国导师”等。

2019年，哈贝马斯在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发表了一场演讲，就像他之前很多年常常做的那样。一个讲台，一个话筒，承载着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生活的观察、思考和忧虑。

斯蒂芬·穆勒-多姆书写哈贝马斯的生平，写他的生活经历和理论研究，最后成书《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旁观者书写的传记，被写的那个人未对内容有任何干涉。

以“平平常常”概括一生

2019年，于尔根·哈贝马斯以一场演讲庆祝自己的90岁生日。据图书品牌“索恩thornbird”在社交网络发布的现场图片和信息，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哈贝马斯站着讲了两个多小时，回顾他的学术生涯，表达他对时代深深的忧虑。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哈贝马斯似乎从未对时代放弃警惕，力图清醒地发现社会的种种症结。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的这一年，一度被作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份写入历史。“德国在经济上危机四伏，左右翼极端势力企图搅乱局势，已初显覆亡端倪的魏玛共和国摇摇欲坠。……艺术大胆创新、肆意挥洒的时代早已渐行渐远，之后‘黄金20年代’终结，此前一直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中如是写道。

在德国，哈贝马斯这一代人，被称为“1945年代人”。他们出生于1927~1930年间，在纳粹时期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很多人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疑问，在纳粹独裁统治期间由青少年组织及教师实施的教育，是否对他们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确切地说，就是这一代人，纯粹因为出生年份的缘故，没有因参与纳粹犯罪和对纳粹罪行的缄默而丧失名誉，但对影响了每个人一生的法西斯主义的清晰的记忆，却盘踞在这代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哈贝马斯曾如此描述。他鲜少提及身为“1945年代人”的经历，偶尔概括自己的一生，也以“平平常常”略过。

实际上，哈贝马斯的童年和少年，大概根本没有机会与当时德国的主流价值观产生认同和交融。他患有先天语言缺陷，即先天性唇腭裂，尽管多次接受手术，这严重影响了他与周围人的交流。他说话带有严重的鼻音，含混不清，是校园里被嘲笑和愚弄的对象。

“哈贝马斯说，他5岁就必须承受手术和永久性语言缺陷，这对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他一方面认识到人在生存中是相互依赖的，另一方面他亲身体验到‘语言交往媒介作为共性的表层的重要性，没有它，我们作为个体无法生存’。”《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中写道。这样的特殊经历，让哈贝马斯意识到“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性”。

有呼应的回答才有意义

1981年，哈贝马斯的两卷本代表作《交往行动理论》问世。这部1000多页的著作，是哈贝马斯为自己持续10年的艰苦思考和研究过程的一个句号。“相互理解作为目的寓居在语言交往中，这是我凭直觉感知到的。循着这个思路，才得到了交往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在一次采访中谈及这部巨作时解释。

依据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生活世界是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直觉知识储蓄库，而行动者基于共同的情境解释建立交往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当一方认为能呼应另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同样能作出呼应，这个回答才有意义”。

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的结构划分为3个构成要素：文化、社会和个性。

“他将‘文化’定义为知识储备，这是行动者的必备条件，交往者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与他人沟通并达成相互理解；他将‘社会’称为合法的秩序，它们对交往参与者具有约束力，参与者通过合法秩序调整自己与社会群体的归属关系；他把‘个性’理解为促使交往行动者言说和行动的一切能力的总和，这些能力同时体现着主体同一性。”《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中如是解释哈贝马斯的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中的知识经由行动者的使用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和更新，而且出于理性的动机，生活世界的发展日趋合理化，从而渐渐失去教条化的特性。比如说，生活世界越来越科学化，比如在儿童教育方面，“父母越来越少依赖自己的经验和习惯做法，而是在遇到麻烦时求助于种类繁多的儿童教育指南和人们推荐的专家，以在面临决定时有理据支撑”。

遗憾的是，《交往行动理论》出版后，最初的社会反应并不太热烈。有书评人指出，这部书让人完全不知所云。还有专业人士则批评哈贝马斯的理论充满了专业术语，让那些20岁的年轻读者难以理解，此外书里那些内容也不够锐利。

哈贝马斯则认为，评论关注的并不是这部书，而过于关注他的个人和政治观点。在一次演讲中，哈贝马斯表示，“承担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知识分子，处境艰难”。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公开辩论，阐述自己的理论。《交往行动理论》终于引起了学界的真正注意和讨论，4年后，这部书已经出版第三版。

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哈贝马斯和他的著作常常出现在高校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课堂上。这也正是很多中国年轻读者认识哈贝马斯的开始，学习他对交往行动理论的建设、对公共领域的研究等。这正说明，哈贝马斯既是“提出了交往理性理论的哲学家”，又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从未放弃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观察和思考，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哈贝马斯就主张建立一个超民族国家实体，从90年代至今，他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这一模式。”《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中如是写道。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一理论可以从欧洲扩至世界，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由世界公民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体，世界公民在一个世界议会，即联合国大会上，对全球性政治事务作出决策。人们，但这里指全世界所有人，也都拥有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双重身份”，他设想的是“赋予世界公民权的联邦式世界共和国”。

但哈贝马斯也坦陈，“人类的思想可总是出错”。

哈贝马斯为斯蒂芬·穆勒-多姆这本《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写了一篇引言。其中，哈贝马斯表示，对于这本讲述他个人生平的书，他既不是作者，也没有对书里的内容有任何影响。他提到，他在阅读一些哲学书籍时，会带着对作者生平的兴趣，去关注作者生活的历史环境。

“我有一种体会，透过思想生成的历史的和生活史的语境去看，思想便带有了一种不同的色彩：对这些思想你会有与以往不同的也往往更透彻的理解。如果读者与所读作品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距离，则更是如此。”哈贝马斯写道。

这似乎是《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的一份阅读指南，在书中，斯蒂芬·穆勒-多姆在试图解释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时，也书写了大量的历史生活场景。无论是写作的人，还是被写作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一切都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

斯蒂芬·穆勒-多姆如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写哈贝马斯：“我相信，追述哈贝马斯这样一个人物的生平轨迹，对研究社会学诞生以来的考察核心——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将大有裨益。也就是研究：这个人物怎样在与他人的生活互动中，成为唯有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

编辑：钱欢青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