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从小说写作到历史叙事，作家赵柏田的写作视野极为开阔，他认为，于一个作家而言，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一个叙事的世界，叙事绝不能窄化为小说叙事，而应该是一种向时间深处去寻找的大叙事——以现代性的视角，熔铸历史、诗意和想象，涵养出文学的史诗品格。

2026年4月26日，在新著《唐诗传》刚刚获得2025年度“中国好书”后不久，赵柏田来到济南，做客山东大学“青年书友会”，以“大叙事观下的文学景象——略谈文学的史诗品格”为题，与大家进行了分享。

从莽莽苍苍的叙事源头出发

什么是文学的大叙事观？在赵柏田看来，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一个叙事的世界，“我们的欢喜、悲哀、思考、梦想，化而为文，才有了天下文章”，因此，大叙事观要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叙事才是好的叙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好的叙事？

赵柏田认为，这就要从中西方好的叙事文学的源头说起。“在中国，我们可以从《诗经》说起，你看《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如《周礼》所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是多么率真美好的一曲恋歌。这种美，正如闻一多所言，仿佛雪花消失在海上，他们的灵魂消失了，一个灵魂消失在另一个灵魂中。”

赵柏田认为，以《诗经》为中国叙事的源头，则其叙事已经有了“风”“雅”“颂”不同的可能：风，民间歌谣，地方色彩；雅，朝廷正声，贵族诗歌；颂，宗庙祭祀，颂美先王。“孔子删定《诗经》，在这个中国叙事的源头，我们感受到了莽莽苍苍。”

而西方叙事的源头，则在荷马史诗的宏大叙事传统中，《伊利亚特》《奥德赛》，是荷马让史诗定型，赵柏田认为，这是一种神和英雄的史诗叙事，是口头叙事、宗教、寓言等的混合体，“西方叙事的源头，同样莽莽苍苍。”

“后荷马时代”，神退场，人走到前台，史诗性叙事开始向基于真实经验的经验性叙事和小说与想象文学的虚构性叙事分流，“18世纪以后，小说成为叙事文学的主体形式，小说家们不断地探索叙事边界，企图穷尽叙事的各种可能性。结果，我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小说的虚构性叙事上，而忽视了叙事的其他形式，小说家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小说沙文主义’。”

由此观之，赵柏田认为，文学叙事绵延数千年，比小说的历史要长得多，“因此叙事绝不能只讲小说叙事，此之为常识。”而文学的大叙事观，正是要往更博大的叙事的源头去追寻。

历史、诗歌，与心灵

那么，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大叙事观”的涵养之道又何在？赵柏田认为，大叙事观需要“历史的涵养”“诗歌的涵养”并最终汇流入“心灵的涵养”。

“历史的涵养”，首先要有一种经济史的视角。赵柏田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例展开。当年黄仁宇的《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被众多出版社拒绝，后来中华书局以《万历十五年》为书名出版，“第一版封面连作者的署名都没有，也没给稿费，只给了200本样书。”黄仁宇在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认为我们应该放宽历史的视野，从历史中看到“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数目字管理，从而使中国失去现代性转机的契机”。赵柏田说，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一种经济史的视角。这种视角，我们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撰写的经济史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可以看得更加分明，“以此来观照文学，我们会发现巴尔扎克、法国新小说等等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历史的涵养”也需要一种文明冲突的视角，也就是关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赵柏田认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文明冲突的视角下，《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商到汉末，如其标题“构建中国”所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部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以“面向西方”为题，主要说的是佛教的影响；第三部分“面向北方”是从北宋到明末，面向的是北方草原民族。

“历史的涵养”还需要一种现代性转型的视角，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张力。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写的自传性作品《西潮》。蒋梦麟年少时受古典的儒家教育，后又出国留学，北伐、抗战等亦亲身经历，几乎完整经历了“最波澜壮阔的这段历史”。因此书中既有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也反映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下，整个社会的激烈动荡。赵柏田认为，这种现代性转型的视角，我们在《白鹿原》《红高粱》《柏慧》《九月寓言》等当代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赵柏田创作的“中国往事（1905-1949）”系列（包括《民初气象：变乱之年的暴力、阴谋与爱情》《月照青苔：20世纪南方文人生活小史》《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也是一套以现代性转型视角重述中国近现代史的作品。赵柏田认为，历史写作应该有使命感，要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呈现故事背后的历史逻辑，“一个好的历史写作者，绝不能被陈旧的历史观所禁锢”。

除了“历史的涵养”，在赵柏田看来，“诗歌的涵养”当然也必不可少，因为“诗从来不仅是一种修辞”，诚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

赵柏田热爱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还有想成为哲学家的冲动，“在那样一个时代，诗和哲学的激荡并不奇怪”。“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诸如里尔克这样的诗句，总让赵柏田激动不已。

当然还有中国古代的那些伟大的诗人和诗作，陶渊明、杜甫、韩愈、苏东坡等等，那里有辽阔的现实和诗意，赵柏田说，在这些诗人和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众多可能性，“仅仅聚焦唐诗，我们就能看到一片辽阔的星空”。

叙事是自我解放的最后一站

“一切根植于心灵世界的涵养。”在赵柏田看来，由此涵养出来的大叙事观，将让人深切地意识到叙事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曾经叙事，所以曾经存在”，因为自我的不自由，所以“叙事是人自我解放的最后一站”。

在这样的大叙事观下，所谓历史叙事或者说历史写作是否可以虚构这样的问题便不复存在，“历史写作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纪实与虚构，这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哪有不虚构的写作？鸿门宴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迁并不在场，写得如同亲见，不虚构靠什么？”

在写《如梦令：李清照传》时，赵柏田一反很多人将李清照诗词作品视作其真实人生从而忽视了李清照写作者身份的做法，而是试图从李清照作为写作者的角度去理解她，而“虚构是写作者的权利”。

重要的是要有大叙事观。即便写《唐诗传》，赵柏田也不愿意将唐诗写成如博物馆玻璃展柜内的黄金饰品一样，“虽然闪闪发光但冰冷，看不到心跳、呼吸，也不知其由何而来、不知其欲往何处，和我们仿佛隔着很远的距离。”赵柏田把唐诗看作一个“巨人”，“李杜为首，盛唐为面，乐天、退之为眉目”，如此，诚如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徐俊先生所言，在《唐诗传》中，赵柏田“通过诗人的生命体验重回历史现场，将现代性和人类性的经验在历史场景中还原”，从而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和理解“诗国大唐”的别样视角，“为当代历史散文写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编辑：徐敏  摄影：钱欢青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