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假如人生可以重启，你最想告诉20年前的自己什么？有人选择靠股票信息一夜暴富，有人选择“剽窃”名利双收。布达佩斯公寓的“魔鬼”盒子打开，年轻夫妻同床异梦，谎言、背叛、阴谋。到底是谁在操控众人的命运？
《她的契约》是知名作家蔡骏的最新悬疑长篇小说。小说以人物跨时空独白为设定展开，2024年的人通过阁楼上的一台IBM电脑给2004年的人传递消息。小说致敬斯蒂芬·金《闪灵》经典设定，一幢怪物房子，两个拥有超常能力的小孩，被诅咒的504室。故事跨越80年，四起悬案在此交织。
2024年，32岁的图书编辑王小童即将成为母亲，她刚刚经历房贷断供，与丈夫丁科生挤在出租屋里。她的父亲王权在南美突然离世，留下唯一的遗产——布达佩斯公寓顶楼504室。她被迫接受父亲的遗产，与丁科生搬进504室。阁楼上的旧电脑竟开始自动书写小说，内容恰是夫妻俩当下的生活，仿佛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们。她的丈夫丁科生似乎暗中缔结了某种契约，越来越不对劲。到底是谁在操控电脑，提供真假难辨的消息，又是谁在操控众人的命运？
而那些身处其中的受害者——1941年的作家妻子七小姐、401的白骨、楼下的茉莉、503的男孩、不能陪伴女儿长大的翁童、失去妈妈的王小童，甚至王权、丁科生、黑猫柏林，还能指望谁来拯救？
这是一个由“鬼魂”契约引发的故事，跨越80多年，由在场的和不在场的、活着的和消失的人共同讲述，揭开了一座传奇老公寓80年来的四起凶杀悬案。全书以“我死了”开局，共55个章节，14个叙述视角如骨架与血肉般相互交叉、印证、错位，以跨时空与回环式套层结构叙事，叠加幻觉、想象、梦境以及“鬼魂”等超现实元素，共同建构一个庞大而精妙的悬疑迷宫。
新书出版之际，记者采访了作家蔡骏。
人物穿行在过去和未来揭开迷雾
记者：“契约”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您把“契约”从古老约定、社会关系延伸到生命宿命、人际羁绊，又放置在布达佩斯公寓近百年的时空里循环演绎。请问最初构思这部作品时，为什么会选定“契约”作为整本书的精神主轴？
蔡骏：小时候，学到一个词“契约精神”，似乎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还是个褒义词。少时喜爱历史，又知道远在大漠深处发现的居延汉简，便留下了汉朝人订立“契约”的实物。
长大后开始签合同，我明白了每次签下自己的名字，就必须遵守合同条款。假若违背契约，就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今天的中国人所能签下的最大“契约”，大多是关于房子，以及同时产生的借贷关系，务必耗尽自己一生中最黄金的岁月来偿还。
再往后，我发现“契约”远比想象中古老，当人类发明了婚姻的那一天，无论有没有一纸婚约，“契约”便成立了。这大概也是伟大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成果，有了家庭的“契约”，就有了私有制的“契约”，进而产生了国家的“契约”——人民与君权、神权或者雅典式的公民大会订立牢不可破的“契约”，唯有暴力的轮回才能打破，比如商汤代夏，武王伐纣。还有更遥远的，亚当和夏娃因为一条蛇的诱惑而违背上帝制定的“契约”，代价是被逐出伊甸园，从此诞生了人类的“契约”——生儿育女，传递血缘，一经身体内隐秘地签署，永生永世无法更改，传诸千秋万代，直达今日你我。
正如小说里有一句：“这世上没人能逃过契约，就连生老病死都是契约，出生是跟父母订立契约，死亡是跟死神订立契约。”
记者：布达佩斯公寓顶楼504的阁楼这个空间设计有什么现实来源吗？阁楼上的旧IBM电脑作为跨时空联结的媒介，是书中极具特色的科幻悬疑设定。这个“超现实装置”想承载的是什么？是人的后悔、执念，还是对“修改历史”这一欲望本身的审视？
蔡骏：布达佩斯公寓顶楼504室的阁楼，大概来自我的外公外婆在上海天潼路老房子的阁楼。那里也能从天窗（上海人称为“老虎窗”）爬出去，坐在瓦片上检阅天上列队而过的鸽群。小学三年级，外婆撒手人寰，父母带着我和外公同时离开了江西大楼和天潼路的阁楼，一道搬家去了沪西曹家渡，母亲单位新分配的房子，而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历史当然不能修改，但是我们对于过往会留下遗憾，这种遗憾会让我们幻想生活和命运的无限可能性。《她的契约》里的电脑连接，不仅是对于未来的遗憾弥补，更多的是如何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这就让故事有了向前和向后的双重悬念。未来充满未知和危险，过去也充满秘密和未解之谜，如何让人物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揭开重重迷雾？这就是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
作家蔡骏
带入女性视角是较大的叙述挑战
记者：《她的契约》采用“我是XXX”的章节标题，让14个不同角色轮流用第一人称讲述。为什么放弃更省力的全知视角或单一主角叙事？对于这种叙事方式您此前有过相关经验吗？
蔡骏：多声部叙事，其实是很多纯文学小说常见的叙事技巧，比如我很喜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但在类型小说中确实非常少见，因为这会挑战读者的理解程度——这在文学性和故事性之间产生了某种矛盾，但这并非不可调和，其实只要做好充足的叙事准备，将故事和人物做到最精细化的拆解，抓住主要的故事线，同样也能清晰地表达出故事的全貌。这是对于小说家叙述技巧以及语言能力的一次考验。
记者：叙事者包括死者、活人，还有一只叫“柏林”的黑猫。在切换这些声音时，您有哪些具体的写作技术上的考量？有没有哪个角色的视角写作时最困难，或最过瘾？
蔡骏：其实是过瘾的，因为不同视角必须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表达，这也是一般的类型小说很难做到的，这需要小说的语言驾驭能力，这也恰恰是最近几年来我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锻炼出来的能力。其实并不存在困难，而是如何将自己完全代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
记者：这部小说被很多读者注意到具有强烈的女性视角。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在深入书写翁童与王小童这对母女的情感与命运时，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角色转换吗？
蔡骏：小说中很多视角里，有几个女性角色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我必须完全代入她们的内心，不仅是第一人称，而且是意识流，这需要对于细节的高度敏感，并且探究内心世界的幽冥。世上千万种语言，无穷尽的面孔与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盾牌，或一片汪洋大海，将我们隔绝为彼此的孤岛。
正如你一生都无缘见着维克多·雨果本尊，但只要读过《悲惨世界》，你对他便是“见字如晤”。对于同时代的朋友们，只要有了小说的语言文字，最遥远的时空也能被压缩，同频共振。读《我的名字叫红》，仿佛和奥尔罕·帕慕克共享一幅鲜艳的细密画；哪怕读某位完全不知名的作者，只要那文字足够生动明艳，故事和人物血肉丰满，你便成了他的一部分，遥远地共享双眼、耳朵，乃至舌头和鼻子，哪怕对方一无所知。
在纯文学作品中放大“悬疑”元素
记者：这本书关注当代人房贷压力、婚姻困境与人性欲望。从《谎言之子》《曹家渡童话》再到这本《她的契约》，您的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现实印记与社会观察，作为读者我感受到了“悬疑小说经典化”。近些年您的写作是不是类型小说向严肃小说转型的过程？
蔡骏：《她的契约》的确是站在悬疑小说和纯文学的边界线上的一部作品，虽然故事主体是悬疑和类型的，但是语言和结构又是纯文学的，但最终探讨的主题又是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
其实从十年前开始，我就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改变，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独有的风格和气质。而悬疑本身的特质，其实可以存在于任何一种类型文学当中，当然也可以存在于纯文学当中，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叙事架构能力，无限地放大这一元素。
记者：斯蒂芬·金是您公开提及的创作启蒙作家，他的创作理念对您的叙事风格、内核表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生活体验、文学思考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您个人风格的“中国式悬疑”？
蔡骏：斯蒂芬·金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独特风格在欧美文坛是不可复制的，而且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相差甚远的。他对于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以及文学的主题性。我赞同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将这些观念植入自己的作品。
编辑：徐征 实习生：杨玉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