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作家王方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地啸》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联手出版后，不断形成话题。小说不仅是抗战历史和抗战精神的文学再现，更是对战争本质的哲学叩问，体现出了文化书写的核心主题和立场，这与他以济南生活为背景的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共同形成文学形态的“美学突破”，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当代文学景观。

新黄河记者专访王方晨，请他畅谈近期创作的心路历程。

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思考

新黄河：《地啸》是一部以民间记忆为叙事核心，描绘渤海垦区普通民众在战争岁月里的挣扎、抗争与抉择的小说。您将战争暴力与民间生存伦理并置，还原真实的人性状态，刻画丰富多元的民族性格。在一部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您的关注点依然没有脱离文化思考。请问，您是如何构思这部长篇的？

王方晨：《地啸》写抗战，但小说不能是对战争的简单再现。这么写下来，发生过惨烈战争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伦理困境的试验场。小说以真实的时间、地点，完成对历史事件的还原，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战争是酷烈的，同样是野蛮的。世界已经拥有海量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我们仍旧“写个没完”，最终目的肯定是企望世界上不再发生战争。一次次地走进文学中的血雨腥风，绝对不是为了欣赏战争暴力。当我们真正领略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我们才能更好地珍视文明的生活，认识到文明根基的所在。

我曾讲过自己通过创作济南“老实街系列小说”，明确意识到自己开始关注生活传统。其实，我写于1987年的小说处女作《林祭》，就已蕴含了对人类文明的反思。在与现代社会完全隔绝的类原始环境中，主人公通过反省、沉思、忏悔，不断认识自己。同时期的《黑罐出世》《绝地灿烂》《山泉》《新狂人日记》《笑里沉沦》等等一大批作品，也都有这样一种文化主题。1992年发表的《霜晨月》，描写一个民间艺人家庭在乡村寒夜的遭遇，透露出传统艺术的式微，礼赞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困境中的自尊。一直到我写《地啸》，再写《快雪时晴》，我认为自己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这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思考。我描述这种人，这种生活，从而传达着人类文明的信息。实际上，不管是写什么人，写什么生活，最终都落在写文化。

写出那种沉着痛快的“快雪时晴”精神

新黄河：您的《地啸》将战争暴力、民间生存、人性异化熔铸为一曲中华民族大气磅礴的生命史诗。小说中的狂野与悲壮，为新历史主义战争书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地啸”从字面上揭示了巨大的战争灾难引起的地质般的反应，跟内容结合得很好。评论家马兵教授曾指出您的小说题目都很讲究，那么，《快雪时晴》这个题目的灵感又来自哪里？

王方晨：书圣王羲之有个名帖被称作“快雪时晴帖”。我准备继续以济南老街巷为叙事空间，写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境遇，就开始调动自己相关的知识储备。这有点像命题作文，只不过是我给自己命题。要古、雅，要轻快、澄明、秀逸，“快雪时晴”恰恰符合。

王羲之的字帖，总共二十八字，叙述自己雪后问候好友，字迹娴雅，懂书法的可以看出许多好处。“快雪时晴”这四个字，已经给了我要写的内容。我一生经历过无数逆境，至今未休，但在逆境中濯炼光明情怀的理想不变。虽然一生并没那么出奇，但仍向往那种沉着痛快的生命感觉。

说主人公老竹是个书法家，并不准确。他生于小巷，像我一样读了个“初中中专”，后在工厂做工，应该叫作“小厂书法爱好者”才对。同时期，我在小学校任教，非常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一名小学老师的社会地位可能不如工人师傅。老竹因写字好，得到厂长专为其设立“书法工作室”的优待，比得过省里的专业书法家，这也使老竹本来有机会走出小厂，走上真正的从艺之路，像我一样再考学进修，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却被他放弃，甘愿留在小厂，安心面对如湖面一样宽大的木案。接下来，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国企改制，不用我多说。

老竹的一生，被我揉进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出那种沉着痛快的“快雪时晴”精神是我的意图。我们没有屈服于生活的层层重压，而被重压所成就，最终挣脱物质羁绊，让我们的生命更为纯粹，也就是小说人物阮阿庆说的，“凡能吃苦的都是金子。”

新黄河：《快雪时晴》最有意思的是“空书”创意。纸张终有朽毁的一天，天空作为物理空间，却是永恒的。老竹的 “空书” 行为，完全剥离了对物质的依赖，是真写心性，是为生命而写。对老竹来说，写字就是活着。可见他的书写，已被视为与生命同等的位置。小说通过老竹的“空书”艺术，探讨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突围与个体命运的哲思，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再生可能。您认为《快雪时晴》最感人的地方在哪里？

王方晨：这个小说写得有情有义。首先，我感动于老竹曲折的情感经历。年轻时失恋，他醉酒后摔倒在护城河边，默默流泪。小梅追随自己的感情离他而去，他在雪地上写下小梅的名字。还有他怜惜菊的儿子，也令人心颤。与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菊死后，他那个心如死灰的难受劲儿，非常令人同情。当历尽劫难，一幅流失已久的卷轴又回到他的手上，他知道小梅回来了。这时候，我给自己说，打住，不能让他哭。小说只让他流泪，坎坎坷坷走过半生，一个人承受了多少委屈！现在这些委屈，化作了无声的“倾盆雨”。因为理解了阮阿庆，他也更理解了自己，烧掉那幅失而复得的卷轴给阮阿庆送行，也是烧给自己的灵魂。在“哑哑”的烟火中，他念出的那段唱词，恰是自己一生的写照，也是所有人的人生写照。个体命运、文化承续、历史洪流，三重维度的叙事由此确立。如果说我写了小说人物的灵悟，那也是我个人的灵悟，不禁警告自己，生活中不得不常三思哩。

其实，老竹并不是唯一的。他与老琴师阮阿庆形成镜像关系。高山流水遇知音，人生幸事。我如果得了知己，也是感动的。阮阿庆的出现，就是老竹生活中的一缕光。他在北广场上无语拉琴，对抗时代喧嚣的场景，非常亮眼。偏他拉的又是青春的神曲。我认为这个唱段是京剧中最美好最欢快的词曲。女孩子对镜化妆，脸上搽粉，唇上涂口红，颊上抹胭脂，一一道来。结果，胡琴被粗暴撅折。然而，生活并没有停止，医院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众目睽睽之下，他和老竹，一个无琴空拉，一个无笔空写，无声宣示着艺术不死，文化不死，精神永恒。

在我看来，这样的场景仿佛一幅名画，复刻着时代某种最本质的真实存在。

在现代性语境中激活“心性之学”的生命活力

新黄河：您是成长于孔孟之乡的作家，并求学于鲁国故城，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快雪时晴》中，也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小说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为精神图腾，在现代性语境中激活“心性之学”的生命活力，完成从伦理困境到精神超越的哲学突围。老竹以手势为笔，将书写转化为纯粹的精神仪式和现代都市中的精神修行，接近一种内化于心的生命秩序，对应着从“格物致知” 到“明心见性”的精神跃升。这些很符合新儒家设定的文化观点，您能否就此谈谈这方面的见解？

王方晨：我成长于儒家文化腹地不假，但对儒学确实没做专门研究，只是深受儒文化浸染，而这种经历也确实对我的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了天然优势。事实上，文化反思在我写作中占有主要地位。“新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否定而不完全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时代发展。具体到《快雪时晴》，可能就是让伦理困境通向精神超越，证明新儒家文学不必拘泥于经典复述，而应像老竹的空书那样，在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中开辟精神空间。儒家智慧不再作为教条存在，而是成为个体生命的自觉实践时，才能真正实现“返本开新”的文化使命。

新黄河：《快雪时晴》的文化书写为当代文学如何激活传统文化基因，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范本。阮阿庆的胡琴与老竹的空书构成复调叙事，书法的“形”与音乐的“声”，共同指向“和”的审美境界，这正是新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 之境。小梅与老竹的情感线索，演绎从个体情感共鸣到文化精神的认同。老竹的当下书写与王羲之的往昔创作形成对话，在时间维度上实现“打通古今”的文化观照；而北广场的喧嚣与老竹内心的宁静、商业开发的躁动与艺术坚守的恒定，则在空间维度上构成“执两用中”的张力平衡。同样的思考，在您的长篇《公敌》和《老实街》中，表现特别突出。

王方晨:上个月在曲阜听人讲中庸，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中庸”的“中”，好比河南话里的“中”。意思是，可以，可行。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写了那么多人间悖谬，探讨的还不是“出路”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

《公敌》里的韩佃义以“小红书”《论语》立业，却不能抑制个人之私的泛滥。《老实街》里老街居民口口声声以老实为美德，却容不下一个外来人的名声盖住自己。一句话，他们都未行该行之事。要我简单说出来，那就是“这是不可以的！”经过灵魂痛悔之后的韩佃义，于墓穴中发出警世之音：“你看着办！”

《快雪时晴》中老竹看着办，没让“一屋子字纸”埋住自己，从而获得了精神救赎。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只是把小说写在空气里。《地啸》大部分篇幅处在残酷的战争之中，但老萧无法避免道德和情感的搏斗，最后道德感占了上风，他选择失踪，回避道德对决。那是他认为自己该做的。

新黄河：您的文化书写在现代性危机中，深刻探讨传统文化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消逝与再生，形成了“历史-现实-人性”的三维叙事体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于对传统符号的简单复制，而在于将其转化为照亮现实的精神光源。请问，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否仍旧有与此相关？

王方晨：从1987年我写首篇小说《林祭》至今，将近四十年，虽然作品已达千余万字，但我觉得自己其实只写了一部作品。已见刊于《万松浦》的长篇《天地生生》和《人民文学》的中篇《爷爷》，旨在以“天地人”关系的哲学重构，完成跨越时代的文明长焦。百年太短，它将被放置在无垠的历史长河，是千万年后的凝眸回望，传达对精神根脉、生活传统、思想遗产的文化认知。而我的问题始终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究竟要向世界和未来贡献什么？

编辑：徐敏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