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学杰
翻开汪曾祺的《西南联大那些事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人间烟火气。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可以抽烟，他自己打开高一尺又半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吴宓讲《红楼梦》，看见有女生站着，便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男生们也赶紧跟着去搬，等“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才开始讲。金岳霖终生未娶，养了一只大斗鸡，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他一起吃饭。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他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都纳闷，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这些故事读来忍俊不禁，又让人心头一暖。然而，这些妙趣横生的片段并非发生在太平盛世。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护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一，三千师生跋涉一千七百公里，历时六十八天，辗转来到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由梁思成、林徽因设计，但迫于经费窘迫，设计方案一再缩水，最终学生宿舍是土墙茅草顶，教室是铁皮屋顶。一下雨，铁皮屋顶叮当作响，盖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教室里便出现了“停课赏雨”的奇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所仅存八年多的大学却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百七十多位院士。美国学者约翰·依色雷尔评价道，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苦难与快乐，究竟可以并存吗？汪曾祺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当初报考西南联大，理由听上去不太正经：他听说这三所大学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去的。后来他解释过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散漫，是你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读书、思考、成为自己。正是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氛围中，他学会了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对待生活的艰难。联大学生跑警报，有的不跑，趁有热水赶紧洗头，有的慢笃笃地炖着自己的冰糖莲子。跑警报时小贩卖的麦芽糖和炒松子，也被他写进了文章里。这就是汪曾祺，警报声再急，也不耽误喝那一口茶。
汪曾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祖父白手起家，有两千多亩地，两家药铺，却生活节俭，一个咸鸭蛋要分两顿吃，爱花大价钱收藏字画。父亲多才多艺，会拳脚、爱音乐、写字、画画，还会用最好的材料给孩子做花灯和风筝，陪孩子玩。“西瓜灯里点了蜡烛，撒下一片绿光。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汪曾祺的一生受童年的影响，兴趣广泛，活得洒脱而有诗意。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总结道：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汪曾祺亦追求纯真，他笔下净是些纯真的人，纯真的事。比如他写唐立厂先生：唐先生说话无拘束，想到什么就说。有一次在办公室说起闻一多、罗膺中（即罗庸），这是两个中文系上课最“叫座”的教授，闻先生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罗先生讲杜诗。他们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些工学院学生会从拓东路到大西门，穿过整个昆明城赶来听课。唐立厂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集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膺中集啰嗦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处世无奇但率真”，唐立厂先生是一个胸无渣滓的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考虑到这句话传到闻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无聊的人会搬弄是非，传小话。即使闻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宽容，坦荡，率真。
这些人的气质，正是汪曾祺所倾慕的，也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追求。王安忆说，汪老的文章最好读，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汪曾祺曾说：“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他写西南联大，不是为了歌颂苦难，更不是为了煽情怀旧，而是因为他坚信文学应当“使这个世界更诗化”。他追求情趣，喜欢吃，但并非醉心于吃，大概是想在寻常烟火中寻觅点乐趣罢了。正如美国作家简·韦伯斯特所著的小说《长腿叔叔》中感悟：“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但想想看，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正因为如此，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才那么有趣：闻一多刻章贴补家用，朱自清穿着云南赶马人的深蓝氆氇，远看像个侠客，化学教授曾昭伦趿着“空前绝后鞋”走在路上。汪曾祺用温润的笔墨，把一个个“大师外套”下的血肉之躯推到我们面前。
西南联大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在极端环境中展现出的精神韧性、文化创造力与生命诗意，依然是对抗所有意义上“匮乏时代”的珍贵资源。八十余年风云流转，当年泡茶馆、跑警报的少年也已远去，但汪曾祺笔下的那些人与事，却从未失去温度。他用温润的笔墨，把那段峥嵘岁月酿成了一坛越陈越香的酒——里面装着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的风骨，装着山河破碎时弦歌不辍的坚守，更装着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从一饭一蔬、一朝一夕里捞出美好的生活哲学。
编辑：徐征 校对：刘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