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2026年10月18日，《温妮与曼德拉：婚姻肖像》新书分享会在北京PAGEONE五道口店举行。本书作者、南非作家乔尼·斯坦伯格与曾在南非常驻五年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蒋安全展开对谈，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赵白生既是主持人，也是积极的讨论者。三位嘉宾从温妮·曼德拉与纳尔逊·曼德拉的公众形象谈起，逐步进入两人的私人生活，讨论革命、政治、爱情与家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坦伯格曾任牛津大学非洲研究教授，现任耶鲁大学麦克米伦中心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兼任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经济社会研究所客座教授。他长期关注南非从种族隔离晚期至今的历史与政治，三度获得南非非虚构写作最高奖项《星期日泰晤士报》文学奖，并获首届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

斯坦伯格不仅是一位研究和书写曼德拉夫妇的传记作者，也是南非历史转型的亲历者。1988年，他进入约翰内斯堡大学求学；两年后，曼德拉获释，南非开始走向民主转型。更特别的是，温妮曾是他的大学同学。在他眼中，温妮既是解放运动中近乎传奇的人物，也是一个真实地出现在课堂和校园中的人。

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历史中极具争议的人物。斯坦伯格在对谈中指出，如果问一位南非人如何评价温妮，得到的答案往往也能反映他对南非整个国家的看法。围绕温妮的争论，集中在种族隔离末期的20世纪80年代：她曾是反抗运动的重要象征，却也与一系列严重的暴力事件联系在一起。

斯坦伯格梳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温妮身上的暴力是革命失控的结果，她代表着一场崇高斗争中阴暗、失序的一面；另一种则认为，南非后来的民主转型并不彻底，原本可能更加激进的革命遭到压制，温妮所代表的恰恰是那场未能实现的革命。

因此，温妮的争议并不止于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人们如何看待她，也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南非的民主转型：它究竟是一场值得肯定的历史妥协，还是一场未能完成的社会革命？温妮成为不同政治立场彼此交锋的焦点。

蒋安全结合自己在南非的见闻谈到，中国读者对温妮的印象，往往始于她的美貌、性格以及围绕她的种种传闻。但读完这本书后，他发现书中呈现的细节远比坊间传闻更为复杂，也更令人震惊。温妮并非一个可以轻易归类的人物。

斯坦伯格真正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不回避历史责任的同时，仍然努力理解温妮。他坦言，温妮是自己写过的最复杂，也最难处理的人物之一。作为女性，她相信自己理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能力，能够掌握权力、参与国家治理；与此同时，她也确实对无辜者施加过严重的暴力。写作不能只强调她的非凡之处，也不能因为她造成的伤害，就把她整个人简化为一个反面形象。

对谈随后进入温妮与曼德拉的婚姻。曼德拉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七年，两人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却很短。随着监禁持续，曼德拉越来越深地沉浸在对温妮的爱情中。斯坦伯格在阅读曼德拉早年的狱中书信时发现，温妮逐渐成为曼德拉维系自我认同的重要支柱。

但他也由此意识到，这份爱情潜藏着危险：当两个人长期分离，现实中的伴侣可能逐渐变成内心的幻想。曼德拉书信中的温妮，未必等同于狱外真实生活中的温妮。前者承载着他对爱情、家庭和未来的期待，后者却有自己的生活、情感关系与选择。

温妮对此并非毫无察觉。斯坦伯格指出，她的回信相当谨慎，因为她知道，曼德拉心中那个理想化的女人并不完全是现实中的自己。随着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段婚姻也逐渐从热烈的爱情走向失望与决裂。

谈到温妮的情感生活时，斯坦伯格同样拒绝将她简单归结为道德上的失范。他认为，温妮身上存在一种强烈的矛盾：她极有力量，也极其脆弱；她能够吸引并影响周围的人，却很难维持清晰的情感边界。她需要高度投入的亲密关系来支撑自己，仿佛只有不断燃烧的情感才能让她维持完整。

这并不意味着为她的行为开脱，而是试图解释一个复杂的人何以走到那一步。对斯坦伯格而言，传记写作必须同时容纳两件事：一个人可以具有非凡的能力、魅力与历史意义，也可能做出不可原谅的事情。理解她，不等于替她辩护；揭示她的过错，也不应成为停止理解她的理由。

与温妮相比，纳尔逊·曼德拉拥有更为稳定、广泛的公众形象：他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象征，也是南非和平转型的代表人物。但在斯坦伯格看来，曼德拉的政治成就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

对谈中，斯坦伯格回忆了自己与曼德拉唯一一次见面。曼德拉出狱三个月后，南非青年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斯坦伯格当时是一名反种族隔离活动者，也是会场上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曼德拉注意到现场有五名白人，邀请他们上台，并解释说，黑人参与者是在为自己的社群而战，而这五名白人则是在反抗自己的社群。

斯坦伯格当时感到局促。他来自一个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家庭，并不认为自己付出了与许多黑人参与者同等的代价。但回头来看，他将这一举动理解为典型的“曼德拉时刻”：曼德拉希望通过这样的姿态，向不同族群释放团结的信号，避免南非陷入种族内战。

然而，同一个政治举动，在不同历史时刻也会得到不同评价。斯坦伯格指出，今天一些年轻的黑人南非人批评曼德拉对原有利益集团过于宽容，认为他没有为黑人争取足够多的权益。曼德拉所坚持的妥协路线，既是避免国家陷入灾难的重要选择，也成为后来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

蒋安全则从曼德拉的教育背景与政治选择出发，强调他具有理性、克制的性格，并认为他在民主转型时期采取相对温和的路线，有其现实必要性。面对南非的种族结构与经济状况，如何避免激进的社会变革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是当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斯坦伯格进一步提出，曼德拉的卓越之处，也在于他能够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呈现出历史时刻所需要的公众形象。

在他看来，曼德拉私下其实是一个充满悲伤与愤怒的人。他认为，种族隔离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伤害了孩子，也使自己的人生充满悲剧。但他担心，如果公开表现愤怒，就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对立，甚至将国家推向战争。因此，他必须把自己的私人情绪与公共职责分开。

斯坦伯格讲述了一则细节：曼德拉的一位顾问曾回忆，他在公开露面之前会照镜子，仿佛亲自戴上一副新的面具，进入公众熟悉的那个宽容、乐观、富有慈悲心的形象。对曼德拉而言，公众形象并不只是个人声望的经营，也是政治责任的一部分。他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

这使曼德拉的形象呈现出另一层复杂性：公众所看到的宽容与克制，未必意味着私人生活中同样平静；他能够承担一个国家的命运，却未必能够挽回自己的家庭。

斯坦伯格指出，曼德拉晚年始终认为自己在私人生活中失败了。他与孩子的关系疏远，失去了自己最深爱的女人，也长期背负着家庭破裂带来的痛苦。政治上的成功，并没有自动转化为个人生活的圆满。

如果说温妮的故事让人看到革命理想与个人欲望之间的冲突，那么曼德拉的故事则提醒我们：历史英雄并非没有脆弱与愤怒，只是他们有时必须把这些情绪留在公众视线之外。

《温妮与曼德拉：婚姻肖像》的核心，不仅是两位历史人物的个人传记，更是对他们婚姻关系的重新审视。曼德拉一生经历了三段婚姻：与伊芙琳、温妮，以及晚年与格拉萨·马谢尔的婚姻。三段关系对应着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也让人看到政治身份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复杂联系。

斯坦伯格首先谈到曼德拉与伊芙琳的婚姻。两人年轻时结婚，但并不十分合适。20世纪50年代，曼德拉精力旺盛，忙于政治活动，生活奢华，也有多段婚外情，对妻子和孩子缺乏足够的照顾。入狱之后，他逐渐对自己年轻时的行为产生悔恨，认为自己辜负了伊芙琳，也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蒋安全对此提出了不同的阅读感受。他认为，伊芙琳与曼德拉共同生活的十四年，恰恰是曼德拉从社会底层逐步建立事业的阶段。伊芙琳为家庭付出了许多，甚至承担了购置住房等责任。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这段婚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赵白生则提出另一种判断：第一段婚姻存在家暴等严重问题，不能仅凭维系时间长短或事业发展来判断其是否成功。三位参与者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解，也让讨论超越了简单的婚姻成败评判——一段婚姻可以在某些方面支撑一个人的事业，却依然在亲密关系中留下深刻的伤害。

第二段婚姻则是全书的核心。曼德拉入狱后，温妮成为他维系家庭想象与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但长期分离也让两人的生活逐渐分道扬镳。曼德拉需要温妮维系自己对爱情和家庭的想象，温妮却不愿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

斯坦伯格提到，温妮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那个忠贞等待奥德修斯归来的珀涅罗珀，而是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一对照鲜明地呈现了两人的冲突：对曼德拉而言，温妮承载着一段几乎被理想化的爱情；对温妮而言，自己的人生不能完全被这段婚姻所规定。

至于曼德拉的第三段婚姻，斯坦伯格将其描述为晚年建立的伴侣关系。格拉萨·马谢尔为曼德拉提供了稳定、安慰与陪伴，也在家庭关系破裂时发挥了调和作用。她曾表示，自己并不是曼德拉一生中最爱的人，温妮才是；她是在激情消退之后，陪伴他走到人生终点的人。

斯坦伯格认为，这段婚姻温和，却带有悲伤。曼德拉晚年已经深知自己的私人生活充满遗憾，马谢尔给予了他依靠，却无法抹去这些遗憾。蒋安全则认为，第一段婚姻在事业与家庭生活层面有其成功之处；赵白生更倾向于认为，第三段婚姻最为成熟，因为双方能够尊重彼此的空间，平衡公共身份与私人生活。

面对这些不同意见，斯坦伯格表示，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书替读者规定结论。他更愿意呈现证据，让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

三段婚姻并没有提供一套关于爱情与家庭的标准答案。它们展现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对爱情、责任、自由和陪伴的不同理解，也揭示了一个反差：曼德拉能够参与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却无法因此保证自己的婚姻幸福、家庭完整。

政治上的胜利与私人生活的遗憾，在曼德拉身上同时存在。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并不只是对一段著名婚姻的回顾，更是一次将历史人物重新放回具体生活中的尝试。

编辑：徐敏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