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有些令人心动的瞬间，只有闲逛才能领受。

比如几乎每次去博物馆，我都是带着采访任务，作为一名记者，某个展览开幕，你要参加开幕式，要采访专家，要赶着写稿子，还要写点特别的，想要细细品味展览，反倒成了一件奢侈的事。忙活一通，展览的要点倒是抓到了，品赏的机会却失去了。而任何美的相逢与凝视，毫无疑问，需要跳脱“任务”的闭环，独寻一份安静的心情。

诚如巫鸿先生最近的一本《偶遇：在漫游中感知艺术》，令人轻松愉悦又美不胜收，那是跳脱于目的性很强的“学术研究”闭环之外的心灵感发，目之所及，五彩斑斓，灵魂的敞开让“偶遇”既能心游八荒，又能生出满心的喜悦。

那天去山东博物馆，逛到二楼十三号展厅，左侧是“溪山无尽——清代中晚期山水绘画展”，右侧是“刘国松水墨艺术馆”，随意往右侧走，正对着的背景墙上开一个长方形窄口，上头垂下一缕竹叶，往里望，能看到幽深的展厅，一幅若隐若现的古人画作。借景成画，本身就是一幅挺美的画面，让人心里无端安静下来。

信步右拐，进刘国松水墨艺术馆。刘国松在台湾被誉为“现代水墨之父”，其艺术之途堪称传奇：十四岁涉足传统国画，二十岁改习西方绘画，青年时期追求油画的中西合璧，继而回归本土，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运动，先后以太空画、水拓画、渍墨画等一次次大胆的尝试震撼画坛。

展厅里众多的作品确实令人过目难忘，从传统国画、西方绘画的精深功底，到中西融合的尝试，从狂草抽象到宇宙印象，斑斓多姿的画作完整呈现了画家的艺术探索之路。不过最令我心动的却是展厅里的第一幅作品，也是刘国松留存下来的最早作品——一张小男孩的水彩肖像。这张画的尺幅很小，画面中的男孩有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他双手托着下巴，眼神纯净而忧伤。画作旁边的铭牌交代了这幅画的创作背景：1948年刘国松考入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次年只身随校赴台，就读台湾师大附中。远离故土与母亲的他深感相思之苦，在一张明信片背后创作了这一幅画，表达天涯相隔后的思乡愁绪。

我在这幅画前凝视良久，心里生出很多感慨。如果说最开始打动人的是画家纯粹情感的注入，那么随后就是由其勾连起的有关齐邦媛《巨流河》、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岳南《南渡北归》，以及王鼎钧等作家笔下的文字交互呈现的历史想象。以此，这幅小小的肖像画，真可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个体生命悲欣的视觉旁证。

这幅画也让人想起陈丹青在《局部》中讲过的那幅梵·高初学绘画时的作品《海边的男孩》。陈丹青特别喜欢《海边的男孩》，认为此作虽画笔稚嫩、画面简单，却充满了生命力。“海边的少年，他的眼神、他的动作，都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希望与梦想的故事”。

如同日本的某些现代书法，脱胎于中国传统书法，但更确切的观察视角却是“现代艺术”，刘国松广为人知的太空画、水拓画、渍墨画的实验和创新，或许也可以“现代艺术”视之。也正是这种创新，让他的作品进入西方艺术的视野。人被抛掷于一个破碎的世界，反应各异，于艺术家而言，自然亦“我歌我舞，我写我画”，各有不同的表现。“借狂放之形骸，抒胸中之块垒”，一切手段，都是为了内心的诉说。如刘国松自己所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是两类人的创新，于物质世界而言，是科学家，于精神世界而言，是艺术家。在传统的土壤被现代的处境阻断、割裂之后，身处现代处境下的艺术家，当然会有跳脱于传统，与时代正面相逢的渴望与雄心。

特别喜欢《老榕树的春天》《濑：九寨沟系列之91》这些枝叶、水波的荡漾和迷离，喜欢那些水拓、渍墨画中呈现的不可名状的雄壮或悲怆。也喜欢展厅正中矗立的那件《荒谬的金字塔》：一个个小三角排列成一个大三角，每一个小三角都是一幅纸本设色水墨，凡仕女，凡花草，无不精致优美，却都被坚硬的“三角之网”框定，在削足适履的残缺中组建起宏大的形体和秩序。——所谓“荒谬的金字塔”，于是成为个体生命面对当下世界的一个巨大隐喻。

其实那些闪耀的高楼何尝不是隐喻，踏天割云般的气势下，是芸芸小商小贩的烟火人生。那天去美术馆看双年展，在博物馆通往美术馆的过道边，一位老奶奶在卖自己用毛线钩的小玩偶，在一堆花红柳绿、俗不可耐的牛羊小马和公主王子中，我一眼看中了一个憨傻小人——矮矮胖胖，穿着背带裤，戴着一顶可爱的帽子，铅丝一弯，是一副眼镜。兴致勃勃地买回家，孩子一看，说这不是一只羊吗，哪是什么小人。细细再看，果不其然。不过此羊既已有人形，而依然能如此憨傻，也是十分难得了。它让我想起刘国松的那幅小孩肖像，也能让我想起梵·高笔下那个海边的男孩。他们憨傻、稚拙、纯净地面向这个世界，满怀期待又心生忧伤，他们不知道前路会有什么在等待他们。

摄影：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