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宗刚
蓦然回眸自己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许多老师的身影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从小学启蒙之师到中学授业之师，再到大学治学引路之师，他们以薪火相传的坚守，为我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阶梯。在诸多的老师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山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山师”）博士生导师朱德发先生（1934—2018），对我的影响最为深远。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
朱德发老师是山东蓬莱人，有着山东汉子豪放耿直的性格，又带着胶东半岛人特有的质朴与坚韧。说话不藏城府，做事认真倔强，待人表里如一。他总坚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潜质和学术见地，这用朱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
我结缘朱德发老师是从中学时期在新华书店购买的两本中学语文参考书——《鲁迅作品讲解》上下册开始的。朱老师负责讲解《〈呐喊〉自序》和《药》。朱老师的讲解为我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认识空间，尤其是附录部分的关于《药》的主题的七种说法，动摇了我对教科书“标准答案”的认识，让我初步体会到文学解读并没有标准答案，这一思考的种子在20多年后才破土而出，这便是我从父权缺失/在场对比的角度对《药》的重新解读。这本书是我从事鲁迅研究的入门书，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我还专门请朱老师在这本书上签名留念。
1984年，我考进了山师中文系，朱老师给我们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五四文学研究课。在朱老师上课之前，我们便从学长们的口中得知，朱老师是一位睿智、自信和富有韧性的老师，他的五四文学研究系列论文在全国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反响。
当朱老师出现在讲台上时，他似乎习惯地顿了一下便直接开始讲课了。朱老师的个头在一米七左右，身材匀称，精神饱满，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我一种直逼学生灵魂的感觉。在朱老师的课堂上，我此前从中国现代文学史那里学来的一些知识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是他对五四文学的指导思想的重新阐释，二是对胡适和周作人的重新解读，三是对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新解，都极大地刷新了我的既有认知，让我感到，教科书的定论并不是学问的终点，而是学问的起点，一切知识都要接受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后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朱老师给我们开设的五四文学课已经过去40年，但朱老师站在讲台上那种激情飞扬的青春姿态、思想深邃的启蒙立场依然深刻地烙在我的脑海深处，直到今天想起来，青春和创造的细胞还会轻快地欢唱和生长着。正是通过朱老师的五四文学课，我才真正地开始了自我的文化启蒙。
2002年，我开始师从朱德发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时期，我的几位同学已经在学术上大展宏图，我好像错过了跟跑的最佳时段。朱老师却不这样认为，他在我入学之前便给我规划了学术发展的路线图，并特别强调：“你有独属于自己的‘两把刷子’”！这给还没有多少实绩可以支撑的我以很大的鼓励，让我意识到自己在朱老师眼里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学生。
随着我对朱老师了解的深入，我发现朱老师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在自己的“两把刷子”上苦心经营。在60多年的学术时间里，在五四文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面，朱老师凭着自己的“两把刷子”，成为绕不开的著名学者。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
朱德发老师的学术研究之路并不是一路凯歌走过来的，他是从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逐渐走向了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但是，朱老师在学习和治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也就是说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满足于前人现成的结论，要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得出独属于自己的结论。朱老师指导我论文如何完成创新时，经常用“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来勉励我。其实，这一句话正是我们理解朱老师为什么会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的窗口，也是我们理解朱老师指导学生的秘诀。
朱老师的学术研究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下才迎来了春天的。20世纪70年代末，朱老师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逐渐地把学术兴趣聚焦于五四文学研究上。针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等的一些文学研究的“老大难”问题，朱老师“试图从原始材料出发，尽力从一些脱离史实的僵化的看法中挣脱出来，对五四文学一些问题作了点力所能及的蠡测”。朱老师正是凭借着自己对五四文学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提炼，提出了五四文学革命“在总的指导思想里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见解对既有教科书提出的定论是一次极大的挑战。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他于1982年出版的《五四文学初探》中。该书出版后，山东大学的孙昌熙先生与他指导的进修生魏建先生合作撰写了书评，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认为本书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其要旨在于解决五四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重点和疑点问题”，“该书的主要价值，正在于它对这些重点和疑点的突破。”然而，在这个春暖乍寒的特定时期，还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朱老师提出的观点上纲上线。但历史证明，朱老师正是据此参与并引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历史发展链条中无法被忽视的重要人物。朱老师的五四文学研究自有其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和意义。1986年，朱老师出版了断代史《中国五四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出版后被视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新的突破”。前几年，在山师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小川利康专门找到我，说他这次中国之行把朱老师的这本书带来了，目的是请朱先生签名，并告知这本书是他放置案头的书，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产生过较大反响。五四文学研究专题和断代史的出版为朱老师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作为一个“真学者”和文学史家的显赫地位。
有的学者一旦建立起了属于自我的学术王国，便很难走出既有的学术疆界。然而，朱老师既不甘于吃别人嚼过的馍，更不甘于重吃自己嚼过的馍，他不断地开疆拓土，进而又开辟了几大新的疆域，一是他对中国纪游文学的审视，二是他对中国情爱文学史的梳理，三是他对中国文学流派和文学史观的沉思，四是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此后，朱老师基于自我建构的文学史书写理论，开启了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艰难历程。温儒敏先生认为：“他的文学史观是有实践的，不光是概念的提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文学史写作的生态。”
在生命的后期，朱老师的学术研究之火依然燃烧着，他依然关注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话题，继续独自品尝着人世间不同“馍”的味道。针对学术界的诸多热点问题，朱老师敢于大胆质疑、小心论证。如他针对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提出了大胆质疑。在谈及朱老师为什么敢于挑战被人们崇拜的学者并敢于质疑时，朱老师笑着说，外国学者是人不是神，没有什么可以迷信的。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这不仅是朱老师自我学术研究的圭臬，而且还是他指导研究生的原则，他要求学生不能重复那些老掉牙的调子，要深潜到原始资料中，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发现那些没有被前人发现的规律。在我撰写有关五四文学发生的系列论文时，朱老师就强调指出，要敢于对前人的研究提出疑问，要得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我认为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一定的关系，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撰写了《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这篇论文，得到了朱老师的充分肯定。
在朱老师的“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的教导下，朱老师重视学生的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温儒敏先生把这批学生称之为“朱家军”。
每个人终将成为这个世界的过客，这是一条无法更改的法则，朱老师也不例外。但朱老师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相反，他的影响更大了。他的十卷本《朱德发文集》依然是学生们的参考书；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的诸多论文依然备受关注，以他名字命名的“朱德发五四青年学术奖”已连评三届，所有这一切无不昭示着朱老师未曾远去，他还“活”着。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