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继2025年冯沅君博士论文《词的技法和历史》中译本出版后，2026年9月，陆侃如留法时所作的博士论文《周代社会史》中译本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山东大学一级教授杜泽逊先生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陆侃如先生、冯沅君先生是1949年后第一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成长道路非常复杂曲折，他们在法国求学的博士论文能够翻译出版，弥补了他们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缺环，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历史的完善，也是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完善。”

尘封法国近百年，陆侃如博士论文是如何重见天日的？一位古典文学的教授为何会做周代社会史的研究？这部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究竟何在？新黄河记者近日采访了在陆侃如博士论文寻找、翻译及出版过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山东大学关家铮团队。

重见天日

1932年，冯沅君与丈夫陆侃如一起赴法国巴黎留学，于1935年同获博士学位。与此前学界对冯沅君博士论文的内容一无所知相似，几种陆侃如传记资料对陆侃如博士论文的情况也语焉不详：或是付之阙如，或是根据陆侃如曾以“因为西北有高楼”回答“孔雀为何东南飞”，猜测其博士论文是汉魏文学研究。《陆侃如冯沅君合集》和《冯沅君陆侃如年谱长编》虽然指出陆侃如博士论文为《周代社会史》，但二书编者均未曾寓目该论文，因此将其置于《合集》“有待查考、未编年部分”和《长编》“有待查补、未编年资料”。

完成这一“查考”“查补”工作的，正是山东大学关家铮团队。

关家铮是山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关家铮的父亲、著名学者关德栋教授，1953年调任山东大学教授，就是受到冯沅君和陆侃如的联名邀请，关家与陆侃如冯沅君因此有着两代人的情缘。关家铮一直非常关注陆侃如冯沅君的相关资料。2021年参加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年会暨陆侃如、冯沅君学术研讨会后，他开始全力寻找陆侃如冯沅君的博士论文。2022年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单志斌博士的帮助下，两位先生的博士论文复印件终于被寻获并复印带回国内。

与《词的技法和历史》一样，《周代社会史》亦由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焦宏丽博士执笔翻译，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车振华博士和关家铮共同审校。为保留文献的原始面貌，书中还附上了陆侃如博士论文的法文原稿影印件及相关附录资料。译稿初成后，车振华与焦宏丽还合作撰写了《文学史家的史学实践——陆侃如博士学位论文〈周代社会史〉探微》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史学实践

陆侃如一直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为学界所熟知。他在《楚辞》研究、乐府诗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为世人瞩目。他与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著作，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

一位文学研究者为何会选择周代社会史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车振华认为，这个选题，和陆侃如此前的文学研究其实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周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格局，而陆侃如本人对先秦文史已有深入研究，有关《诗经》《楚辞》研究的丰硕成果正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素材。而当时蓬勃发展的社会史学思潮，对陆侃如的个人学术规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陆侃如自传》中，他回忆道：“一九三二年，我已做了几年事，积了一笔款子，和妻沅君一起到巴黎大学读书。那时已在国内读了些左翼理论书，所以想从社会发展史来了解文学哲学。”“我一心想搞清楚社会史，来写新观点的文学史。”可见，陆侃如不是纯粹研究历史，而是将社会史研究看作深化文学研究和实现文学研究新突破的途径和方法。

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陆侃如对文学和史学二者关系的理解。在作于1947年的《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中，陆侃如认为，文学史工作应该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而第二就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此时距离《周代社会史》的写作已过去十余年，陆侃如对于史学和文学关系的认识，还是一以贯之。

周代社会

车振华介绍，陆侃如的博士论文，从“文献资料”“族群”“经济生活”“社会结构”“思想演变”五个维度，勾勒出一部清晰而要言不烦的周代社会简史。

“文献资料”方面，陆侃如系统梳理了《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等十五部周代典籍，对其作者、内容、年代及成书过程作了细致的考证。

“族群”方面，陆侃如不认同古代中国由单一族群居住和统治、商周之间存在封建隶属关系的传统史观，认为“周朝是一个由多族群融合而成的王朝”。

“经济生活”方面，陆侃如系统考察了周代各族群的经济生活特征，认为“周代末期中国经济的繁荣，正是农业和商业协调发展的结果”。

“社会结构”方面，陆侃如认为，封建制度的创立应当归功于周人，除了周人本族，封建制度也存在于每个诸侯国中，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

“思想演变”方面，陆侃如选取哲学与文学两大领域来探讨周代的思想状况，以期“集中体现周代中国精神的特质”。他认为诸子九家中真正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儒、道、法、墨四家，其中儒家学说在周朝最为兴盛，道家思想在楚国广为流传，墨家学说在宋国影响深远，而法家理论则在秦国得到充分发展。陆侃如重点讨论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典籍，认为周代的文学史就是诗歌史。他指出，后世虽有人指摘《诗经》之瑕，或批驳儒家哲学之短，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周代作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崇高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陆侃如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1935年，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该论文已由巴黎罗斯丹书局出版。对比两个版本，作者身份和头衔有所不同：1934年书籍版的作者身份是“巴黎大学文学博士”；1935年论文版的作者头衔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以及“前上海大学教授”。两个版本的物理特征与标记也有不同：1934年的书籍版纸张泛黄，有岁月留下的污渍，属于原书的直接扫描件，没有额外的标记；1935年的论文版是黑白扫描件，左侧有明显的装订线痕迹，画面中有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印章、手写索书号，表明这是图书馆的存档副本。此外，1934年的书籍版，侧重于展示这是一本正式发行的学术著作，突出了作序者的权威性（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35年的论文版则侧重于展示这是学术考核的成果，未收高本汉序文，但列出了作者的前期学术背景和学位申请机构，封面则明确写着“大学博士论文”字样，并注明是提交给“巴黎大学文学院”。

学术荣光

高本汉在为《周代社会史》所作的“序言”中，将陆侃如及其博士论文置于世界汉学研究的体系中予以评论。他开篇就说：“现代汉学研究中最令人鼓舞、最具前景的现象之一，便是中国青年学者日益活跃的学术活动。他们既继承了传统国学的深厚底蕴，又掌握了从欧美大学汲取的新式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论。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他们拥有丰富的典籍文献，又深谙文言精髓，阅读速度远胜外国学者。凭借这些便利，他们完全能够将研究推进到任何欧洲汉学家都难以企及的深度。”

车振华介绍，高本汉的这段话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20世纪30年代，西方汉学取得飞速发展，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史、古代宗教、敦煌学、中国语言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尴尬局面更是深深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心。历史学家洪业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学者在传统学术上的奋发图强，自然就隐含了为国争光的意义。陆侃如正是新一代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

在《周代社会史》中，陆侃如将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紧密结合、相互印证，把高本汉所说的中国学者“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发挥到极致。他还参考引用了当时众多海内外一流学者的著作，体现出中西兼容的宽广学术视野。高本汉认为陆侃如在书中“以非凡勇气，力图挣脱那些长期桎梏旧式学人的传统观念与正统教条”，“彰显了中国新学术的鲜明志向”，并认为“以当代中国学人之视角，为西方读者撰述中国古代历史之专著，陆侃如先生实属不二人选”。

留法三年，陆侃如向西方学界提供了最前沿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成果。车振华说，“虽然归国后没有继续在此领域深耕，而是重新将研究中心回归文学研究，但是从陆侃如此后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这段严谨又不为人知的史学实践的深刻影响。”

校对：刘恬  编辑：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