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李运恒 李睿 江丹 张成地
“生个女儿叫‘调水’，生个儿子叫‘调沙’”，曾经工作中的一句戏言，照进了黄河水文工作者吴岩的现实生活。
2002年7月4日，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启动。试验范围包括自河南小浪底水库直至山东入海口，绵延900多公里，是世界水利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工原型试验，开启了黄河治理的新里程。就在这场举世瞩目的试验开始前一天傍晚，吴岩突然接到家中电话，妻子出现临产征兆，已被送往医院，比预产期提前了约4天。当晚，女儿降生。仍在黄河边工作的吴岩，一夜未眠。
没能赶回妻女身边，也成了吴岩前半生最大的遗憾。后来，吴岩真的将“调水”用作女儿的小名，以作纪念。
2022年，吴岩和爱人为女儿“调水”庆祝20岁生日，生日蛋糕上还写着“调水调沙20周年”。受访者供图
吴岩现任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工会主席，今年52岁。回忆起33年前，一个城市里长大的19岁少年，懵懵懂懂来到黄河边工作，很多故事历历在目。他说：“黄河流淌过我的青春，也浸入了我的人生。”
【一】一个城市孩子的水文初体验
1993年10月，中专毕业后，家住河南省开封市的吴岩来到夹河滩水文站工作。
“我在城市里长大，对黄河水文站，乃至农村都没有直观了解，而水文站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彼时，吴岩对于这里的工作充满未知。
夹河滩水文站建于1947年，因位于开封兰考县三义寨乡夹河滩村而得名。它是郑州花园口水文站的校核站，承担着监测黄河水文基本资料，向防汛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的任务，是国家重要报汛站。
家庭条件虽算不上优渥，但吴岩从小备受宠爱。一个细节是：多数职工都独自报到，19岁的吴岩却是被父母送过去的，在当时并不多见。“父母不放心，我在家又是最小的孩子。”
1993年刚参加工作的吴岩。受访者供图
夹河滩水文站远离城镇，离最近的村子还有两公里多，母亲离别时落了泪。
一边是父母的叮嘱，“勤快一点，嘴甜一点”，另一边是有些兴奋的吴岩，“我感觉终于离开家了，参加工作了。”
报到第一天的场景，吴岩至今记得很清晰。当天，站长发给他一盏煤油灯，附带两斤煤油，“意思很明确，要做好长期停电的心理准备。”而第一天夜里，站上就停了电。
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站上吃饭靠敲钟，钟声一响，职工便到后方食堂就餐。吴岩在夹河滩吃的第一顿饭，是面汤、凉拌芹菜和馒头。
在食堂吃饭的多是单身职工，大家常围坐一桌。虽然身处偏僻乡村，站上职工却见识开阔，闲谈间常谈论时事。吴岩觉得，这里条件艰苦，却苦中有乐。
最苦恼的是站上与外界联络不便。“站里有手摇式电话，但只通系统内部。想要和家人取得联系，要么写信，要么等休假回家。而寄一封信，要步行七八公里到乡邮电所。”
到站的第一个夜晚，吴岩就跟着老职工外出观测水位。这位老职工也给吴岩留下两个印象，一是特别能谈天说地，二是总随身带着一台收音机。后来他才知道，在很多个漫漫长夜里，收音机是黄河水文人重要的精神慰藉。
第二天，带着懵懂和好奇的吴岩就给父母写了信，讲述第一天的所见所闻。
【二】黄河边的第一课
条件简陋，只是吴岩见到的水文工作者的一面。接下来的几件事，真真切切给他上了一课。冲击之大，甚至让他对这份工作生出过动摇。
一次是凌晨两点，轮到吴岩独自外出观测水位。当时站点断面条件差，水尺距离站房很远，河滩上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淤泥。吴岩只能穿上厚重的胶皮裤，手握一根木棍，蹚过烂泥潭。
“一千多米的路，干完活一来一回得一两个小时。”吴岩回忆，深夜的河滩漆黑无比，风吹着河上的闸门，呜呜作响，让人心里发怵。他揣一把小刀给自己壮胆，心里反复告诉自己，别人能干，自己也能干。
“没想到那一次就会让我碰上一个终身难忘的事。”观测水位时，吴岩用手电扫过河滩，本以为是一根木柴，走近一看，竟是一具尸体。“我吓得转身拼命往回跑。”当时，吴岩来这里工作还不满一个月。
后来，站长顾及新来的年轻人受到惊吓，暂时给吴岩调整了岗位，安排他在测船上做流量记载。不过站长告诉他，这样的遭遇在站上并不稀奇。
工作一个多月时，吴岩打算回趟家。夹河滩离开封市区不过四十多公里，搁现在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但当时的交通条件有限，没有固定班车。想回家，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动身，先独自摸黑走到村口，再等农村的客车。
“当时的客车为了揽客，一直在乡里各村之间转悠，人凑齐之后才出发，绕来绕去，直到上了黄河大堤，才真正往开封走。”
往往凌晨出发，到家已是中午。那些年，吴岩每次回家都要耗费大半天。
“回家后，我把这些经历都讲给了父母。”吴岩并非刻意抱怨，但父母听完始终鼓励他坚持下去，告诉他这些都是磨炼。
当时吴岩承担的工作主要包括观测水位、泥沙采样、流量记载、测量记载等。聊到泥沙采样，吴岩说：“取沙断面离站上差不多7公里，时常都是我一个人骑自行车过去。”
那是一辆没有挡泥板的二八大杠。一次夜间观测水位返程，突降大雨，大堤上的泥浆把车轮黏得厉害。骑十几米，就要停下来用木棍刮掉厚泥，再继续赶路。一路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回到住处。那一瞬间，巨大的疲惫和委屈涌上心头，他写信回家，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父亲没有直接劝他留下，而是趁他回家，带他走进自己工作的玻璃厂车间，让他观察工人们在高温下的高强度劳作，又讲起自己年轻时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经历。
年轻时吴岩（中）和同事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再后来，吴岩见到越来越多一线水文工作者的付出。一次，为了完成测流工作，船只无法靠近滩岸，站长直接跳入黄河，涉水作业。这些举动让吴岩大为触动。
“家人都没想到，我会在夹河滩工作12年。”而在这12年里，吴岩对于黄河水文工作愈加了解，信念也愈发坚定。
【三】认识水文
1994年，夹河滩水文站断面迁至开封黄河大桥附近，吴岩成为第一批进驻的人员。当时站房尚未建成，职工只能租住当地民房。
站点离水域不远，夏天蚊虫肆虐。“即便穿长裤，双腿也常被咬得全是包。休假回家，我妈看到我的腿，心疼得不行。”吴岩笑道，“直到现在，我也特别怕蚊子。”
在夹河滩的日子，吴岩慢慢熟悉了全部测报业务。而真正改变他对水文工作、对黄河认知的，是“96·8”洪水——黄河历史上非常著名且罕见的一次洪水。
1996年8月1日至4日，受8号台风影响，黄河干流龙门至花园口区间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一带连降大到暴雨，干支流相继涨水、汇流而下，形成8月5日14时花园口水文站786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被命名为“黄河干流1996年第1号洪峰”。
“96·8”洪水期间，河南封丘大宫控导工程附近滩区。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供图
此次洪水峰量并不算大，仅属中等量级，但其系列表现却极为罕见。洪水水位高，洪水在夹河滩以上河段全线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夹河滩以下52%的河段超历史最高水位，41%的河段达到历史第二高水位。
因洪水在推进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性，这次洪水被称为特异洪水。它造成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滩区几乎全部进水。
洪水一来，包括吴岩在内的几乎所有黄河职工，都全力防守在大堤上。大批的庄稼被洪水淹没，尚未淹没的秸秆上面爬满了蛇和老鼠。这一幕让吴岩至今难忘。
洪水漫滩后，大型作业船无法驶入滩区，水文人员只能换乘小型测船进入漫滩区。吴岩回忆，一位经历过1982年大洪水的老船工，在风浪中稳稳驾船，护送测验人员进入滩区，令人佩服。
吴岩参与了这次漫滩的流量测验，那一份流量记载表上，至今留有他的名字。那时他只是一线作业人员，只负责执行测验任务。后来当上站长，才更了解全盘统筹的意义：测验数据是否及时、准确，直接决定防汛的每一项决策部署。
此后，吴岩开始学习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情报汛，从外业测验人员转向技术业务干部。1997年到2000年，他连续四年参与水文资料整编。1998年，他开始独立承担水情报汛，这是水文站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之一。
2002年吴岩参加竞岗夹河滩水文站副站长。受访者供图
那时互联网尚不普及，水情报汛主要依靠电台电报。吴岩形容，那情景像极了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他至今能准确说出当年的发报频率和台号代号。
测流作业时，人工掐着秒表，听流速仪的响声，脑中同步记录、计算，下船立即报送流量——这是一门靠大量肌肉记忆堆出来的熟练手艺。
1998年，全国多地发生特大洪水。吴岩说，看着电视新闻里不断播报各类水文监测数据，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水文工作的重大价值。
【四】家书、妻女与“调水调沙”
2001年，吴岩结婚了。爱人在开封市区工作，他们两人因业务对接相识，又同为开封老乡，慢慢走到了一起。
两人的工作环境差距明显。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偏远的乡下。爱人身边不少同事不理解，觉得她条件不错，不该找一个偏远水文站的职工。爱人却形容吴岩是“潜力股”。
婚后，两人长期两地分居。工资不高，还要考虑往返路费，吴岩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开封的家。“很难像城市年轻人一样常常见面，我们大多依靠写信联络感情。”这些信至今被吴岩保留着，成为这个家关于一个时代的“家书”。直到10年后，两人都调往郑州工作，分居生活才真正结束。
2002年，黄河首次调水调沙小浪底水库开闸泄流。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供图
2002年，小浪底调水调沙即将启动。全站从4月起就做各项准备：设备检查、断面勘测、物资筹备，人人弦绷得紧紧的，无特殊情况不能请假。7月3日，原本预产期在7月7日的女儿提前降生。
当天傍晚，家里来电：爱人出现临产征兆，已送医院，而夜里已没有往返城乡的班车。调水调沙正在紧张进行，午夜十二点前后，吴岩仍守在岗位上，女儿出生的消息通过电话传来。人在站上，心悬在开封的家里。那一整夜，吴岩彻夜未眠。
直到半个多月后，调水调沙进入收尾阶段，吴岩才回了家，单位工会还专门派人到家中慰问。
无法见证女儿降生，成了吴岩心里的一份亏欠。后来，他以“调水”作为女儿的小名，以作纪念。因长期两地分居，幼年的女儿对他甚至有些生疏。从此，每次回家，吴岩都会记得给女儿带一份礼物。
吴岩“三口之家”第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再后来，吴岩根据自己的真实故事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女儿叫“调水”》。这是一家人与黄河的不解之缘，也是基层水文人的真实写照。
在偏僻的水文站，与家人长期分居、“孤独”映照在每个人身上。漫长的值守岁月里，吴岩床头常放着《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书，他会大声朗读，排解孤独、寄托对家人的思念。他也始终坚持自学，先后完成英语专科自学考试、函授计算机相关课程，之后又在河南大学读完本科。
【五】追着洪水跑的人
2005年3月，吴岩调往位于郑州的黄委花园口水文站，先后担任副站长、站长。花园口水文站是黄河重要的窗口单位，彼时已实现数字化测报，与夹河滩的工作条件相比，天差地别。
“虽然设备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但水文测报底层业务逻辑没有改变。”凭多年一线传统测报经验，又自修了计算机知识，吴岩很快适应了花园口的节奏。
另一个重要变化，来花园口水文站参观调研的访客很多，吴岩也逐步承担起对外讲解、行业宣传等工作。在宣讲中，他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触，讲好黄河水文故事。
吴岩（中）给青年学生讲水文知识。受访者供图
2020年，吴岩离开花园口，出任黄委小浪底库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局长。勘测局辖10个水文站，既有人员众多的大站，也有两三人的巡测小站。
吴岩刚到任，就遇上小浪底水库建库以来最大下泄流量——5500立方米每秒。遗憾与巧合再次不期而遇：当年高考因疫情推迟，考试时间又与调水调沙值守撞在一起。女儿参加高考那几天，吴岩仍须驻站值守，无法陪考，只能由爱人代劳。
这段工作里，让吴岩最难忘的，是一个叫“山里泉”的小水文站——它地处河南、山西交界的深山峡谷。
2021年7月，山里泉水文站遭遇特大洪水，量级超过1982年的历史记录。
7月11日，一场洪峰流量高达38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冲毁了山里泉水文站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站房一楼没入水中。山里泉是巡测站，平时不常驻人员。道路冲毁之后，站点断电、通信全部中断、测报设备损毁，测报信号丢失。
如何尽快恢复水文测报，成了重中之重。同事们组成突击队，从陆路、水路两线同时尝试进站。最终，几名职工翻山蹚水、历时4个小时，挺进山里泉水文站。现代化测报设备全部失效，大家就靠传统人工手段继续观测水位，守住了水文测报不断档。
2021年7月13日晚上，职工们在山里泉水文站借着手电灯光吃方便面。受访者供图
危难时刻，一批95后、00后年轻职工的表现让吴岩颇为感动。“他们主动请缨，要求前往条件恶劣的山里泉。站点断水断粮，补给很难送进去，他们仍轮番驻守。”
为山里泉水文站运送物资，中间为吴岩。受访者供图
为山里泉水文站运送物资。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7·20”郑州特大暴雨来袭，小浪底库区所辖10个水文站全线涨水。吴岩和同事们又继续追着洪水奔走，根据水情变化，不停调配人员奔赴各个站点。
2021年9月26日，工作人员在山里泉水文站观测水位。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7位水文先锋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驻守105天。沿河群众先后撤离，我们的先锋勇往直前——进山是勇士，出山是英雄！”当时，吴岩在朋友圈这样评价冲在山里泉一线的同事们。
事后，吴岩以山里泉抢险事件为原型，主导创作了情景剧《紧急呼叫山里泉》。
一次又一次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吴岩看到了水文人的执着、坚毅与付出，也看到了黄河水文优秀传统的传承。他说：“我们都是追着洪水跑的人。”
吴岩在花园口黄河堤坝上。新黄河记者 李运恒 摄影
目前，吴岩已离开一线岗位，担任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工会主席。回望来路，从工作、家庭到个人命运，始终与黄河紧紧绑在一起。煤油灯、手摇电话、电台发报、家书往来的往事，夹河滩、花园口的历练与成长，山里泉水文站的感动——这不仅属于吴岩个人的记忆，更是一个时代里黄河水文人的变迁史。
二代智慧水文艇在小浪底库区开展工作。黄委河南水文水资源局供图
如今，科技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先进设备走进水文站，无人化、数字化成为常态。
吴岩说，他常跟年轻职工讲那些过去的故事。“有些经历必须自己经历，不经历不深刻。而那逝去的岁月，终将变得可爱、可敬。”
策划：李宝玉 摄像：梁明星 剪辑：梁明星 编辑：杨子梦 彭春风 校对：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