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梅寒  

3月24日清晨7点半，济南的早春还带着些凉意。张娜骑着电动车，准时出现在济南经十路一家三甲医院的门口。她穿着运动鞋，背着双肩包，动作利落地穿梭在医院。她对医院的地形太熟了，根本不需要看指示牌，她先是走向自助机，取出了前一天客户做的检查结果，然后替即将到来的客户取号、排队。

8点14分，客户到了。张娜已经把取到的检查结果全部整理好，“该做的所有工作全都准备好，来就跟着走就行。”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急不躁。

但对很多人来说，看病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

与此同时，郑刚正坐在济南历下区一间办公室内，看着小程序后台不断跳出的新订单。他2022年创立了陪诊公司，现在团队已有20来人，线上会员超过10万人。他形容自己是从“个人”到“团伙”再到“团队”，他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行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张娜和郑刚，一个是陪诊师，一个是陪诊公司创始人。他们站在这个新兴行业的不同位置，却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当越来越多人需要被陪伴看病，谁来为他们指路？这个行业又将走向何方？

从偶然入行到团队作战

张娜入行纯属偶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总在医院来回跑，就总有人问这问那”。早些年她在医院周边做租床生意，整天在医院附近转悠，楼上楼下地跑。很多来看病的人，尤其是从外地来的，进了医院就像进了迷宫，不知道该挂哪个科，不知道检查在几楼，不知道缴费窗口在哪。

“你想啊，有人能帮忙跑多好，尤其是那些不想麻烦孩子的长辈。”张娜说。

后来，她慢慢开始做陪诊相关的业务，“就这么入了行”，一开始甚至没在网上宣传，全靠医院里的“口口相传”。张娜回忆，那时候的医院还没现在这么智能化，有大屏幕、自助机，更早的时候还有手写病历、盖章的流程。“我们就是帮客户理清流程，哪个科室在哪、第一步该干啥、第二步该干啥，都给他们安排明白。”

从租床到陪诊，张娜的身份在变，但始终没离开过医院。她见过凌晨的急诊室，也见过家属在走廊里偷偷抹眼泪；她帮人挂过号、找过床位、联系过120车辆，也曾在客户最无助的时候，成为那个“可以抓住的手”。

郑刚则是另一种入行路径。2020年的一次生病，他的脑部长了一颗肿瘤，那是他在医院待得最久的一次，45天。那次住院，郑刚说自己切身体会到了“看病难”的问题。这也让他捕捉到了市场对于陪诊师的需求。他开始在自媒体平台记录自己的陪诊日常，他的粉丝画像很清晰，要么是想从事陪诊的人，要么是想使用陪诊服务的人。慢慢地，他拉起了自己的班子。“一开始是个人，后来是团伙，后来是团队。”他如此形容。

张娜所在的团队有七八个人，郑刚的公司有20来人。张娜说他们团队更像是在抱团取暖，而郑刚则开始尝试走向公司化运营。

2万步起步的日常

张娜的微信步数，每天至少2万步起步。她觉得手机测得不准确，“要么站着，要么走路，一整天不带停的”。

她的工作时间从凌晨五六点就开始了。为了抢到号源，她得在每天晚上8点守着手机，那是大多数医院统一放号的时间。“专家号和普通号都是晚上8点放，大医院基本这样。”

接单的时候，她通常全天跟诊，收费360元，半天200元。郑刚公司的定价更多元化一些：除了单次收费，还可以办理年卡，1000到2000元不等，不限次数，主要面向家里有老人需要固定去医院的客户。

张娜说，自己的客户群体，外地人居多，本地的以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家长为主。张娜会提前帮客户做好规划，把就医时间压缩到最短。

“时间是可以重叠的。”张娜说，这是她最核心的能力之一。她最多同时处理过六个检查：等结果的间隙，她可以跑到另一家医院取个号，或者替客户拿个药。“同样是看一天病，我能让你下午两三点就完事。”

这种“压缩时间”的能力，正是客户最看重的。很多年轻人给父母下单陪诊，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体力和头脑，而是工作太忙，“陪一天太耗时间精力了”。找陪诊师，既能压缩就诊时间，又能让父母被好好照顾着，省心省力。

郑刚则从另一个层面解释了这一需求：“现在人的生活水平质量都提高了，再也不局限于县城或者地级市的就医需求了。异地就医的陪诊订单会多一些，因为交通成本、时间成本都很高。子女不在身边，他们愿意花点钱购买这样的服务，目的很简单，能够代替自己的角色去陪伴父母。”

而在这个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中，张娜始终守着自己的一套规矩。“不该拿的钱，一分都不多拿。”她很少发朋友圈，但3月26日她破例了，一个外地客户给她带了特产，她觉得“实在太贴心”。有人会在服务费之外发红包，有人会从老家带土特产，有人会在分别时紧紧握住她的手。“我除了陪诊费之外从来不收红包，咱该拿的服务费拿到就行，额外的就不收了，都不容易。”

她免单的情况“还真不少”。有一次急诊，她遇到一个家庭条件特别差的客户，“一看就倍儿穷，但又急需治疗，而且啥也不懂”。张娜免了陪诊费，只收了挂号的费用，“我没往里搭钱，我也没那么富裕。”但她因为不放心，全程陪着。“有些人眼神里全是迷茫，不管年龄大小。他们不会操作自助机，听不懂医生说的专业术语，也不知道在哪缴费、在哪拿药。把他们单独留在那，我心里老惦记着。”

职业底色下的行业阵痛

张娜说自己最大的“缺点”是同理心太强。“人家还没难受呢，我这边都快掉眼泪了。”

这种同理心，在她接急诊单子的时候表现得最明显。她记得刚入行没多久，就接了不少急诊。最难忘的，是那些能看透人情冷暖的时刻。有的人有体面的工作、丰厚的退休金，孩子们也都体面。但医生说后续治疗可能会花很多钱，最后还可能人财两空，有些家人就不太想救了。“按说父母生病，子女本该全力救治，但有的人就是很冷漠。”张娜说，一开始她挺气愤的，因为自己不是那种冷漠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很难受。

当然也有砸锅卖铁也要救家人的，但那是少数。医生一般会把最坏的结果告诉家属——“这个人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救过来，只能试试”“上了ECMO可能永远脱不了机，光开机就要15万元，每天还要花1万元”。“这种时候，救还是不救，对家属来说真的太难了。”张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是很深的无力感。

她会刻意避开肿瘤医院的单子。“受不了。”她说得很直接。那些光头、那里的气氛，都让她觉得沉重。

这种“同理心”，在郑刚看来，恰恰是这个行业能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它不是一夜暴富的行业，需要脚力，需要尝试，需要一线服务人员去服务。服务行业就是这样，你得服务，你得干活，你才能挣钱。”

但爆发式增长的行业，也伴随着阵痛。张娜直言不讳：“很卷，鱼龙混杂。”有人觉得陪诊师是“黄牛”“骗子”。确实，行业没有合理的规范，大家都是“散兵游勇”。门槛说高不高，谁都可以进，也有不讲良心的。“有些人会打乱行业。”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有些无奈。

更棘手的是，有些客户会隐瞒病情。尤其是精神类和传染类疾病，客户不说，陪诊师就不知道。如果在陪客户看病的时候犯病了，该怎么办？“服务类的行业，干时间久了，同情心和共情能力都会有。”张娜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靠同情心解决。

郑刚用“野蛮生长期到规范期”来描述当下阶段。他认为，需要规范的地方很多：监管部门要明确——陪诊服务到底归民政局还是卫生健康委？收费标准要透明，培训体系要健全，服务质量要有监督机制。“就跟家政行业一样，需要有监管，有站台，有政府层面的推进。”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公司的小程序已经投入了约50万元，因为“基于很多功能，没有可以对标的，只能是琢磨、探索”。这种“探索成本”，是先行者必须承担的。

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前夜

郑刚说，他算是见证了陪诊行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我刚开始干那会儿，全国陪诊公司连50家都没有。现在呢？得有好几千家了。”

在他看来，这种爆发式增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自媒体流量红利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职业，老龄化加速让需求持续增长，异地就医的普遍化让“人生地不熟”成了刚需场景。

更重要的是，行业正在获得官方认可。郑刚回忆，最初做陪诊的时候，没有监管部门，现在，陪诊师需要考证，需要从监管部门学习，需要实操培训。“我们这边有陪诊导师，从你学了证，到如何教你去做服务、去接单、去获客。”他去年刚和北京的公司成立了培训专委会，试图为这个行业建立一些标准。

但张娜的观察更接地气：“很多客户其实不太在意你有没有证。他们在意的是你能不能给他们省时间，是否专业。”“新陪诊师和老陪诊师的差别就在这儿。老的知道在哪儿可以压缩时间，在于可以规划，体验感不一样。”

张娜的客户群体很广，她总结了“中年人，特殊的年轻人和50岁往上的老年人”。老年人是主力，他们对医院不熟，对电子设备犯怵，子女又忙。中年人也多，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但又没到需要子女请假陪护的程度。但让张娜意外的是，年轻人也不少。“年轻人主要是生病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觉得父母啰嗦；跟朋友说吧，又觉得朋友给不了那种情感安慰，也没法让人放心。”在郑刚看来，他的客户中，大部分是异地就医的陪诊订单。“到了异地，人生地不熟，就会出现做攻略的需求。正好有这么一个职业，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张娜最希望的是这个行业有规范的规章制度。她现在线上线下都接单，客户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高峰期，她说年后是一个小高峰，暑假和寒假是最大的高峰。“很多小朋友有需要做手术的问题，平时家长工作忙没时间，只有暑假、寒假才有空带孩子来医院。”

她也帮家里人解决过无数就医问题。“家里人或亲戚朋友有就医需求，咱能轻松帮他们弄到号、找到床位，还能帮着沟通、加急处理。要是他们在家里难受得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挂哪个科，咱作为自己人，能给他们说实话、出主意。”干这行久了，一些急救技能、医院内部的情况、找谁能处理问题，还有病情评估、手术安排、后续治疗这些流程，她都门儿清。

但张娜觉得，这个行业要想真正发展起来，不能只靠“门儿清”和“同理心”。它需要被看见、被规范、被认可。郑刚则坚信这个行业有潜力，但他也强调“没那么好干”。“它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得服务，得干活，才能挣钱。”

2025年1月13日，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指出，陪诊师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之一。

从“散兵游勇”到被官方支持，陪诊行业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张娜的电动车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郑刚的小程序后台订单仍在跳动。这个在医疗体系缝隙中生长出来的职业，正在努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实习生：郝一铭 刘轩羽  摄影：梅寒  编辑：柏凌君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