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杜林  

9月12日，罗永浩在微博评价野人先生冰淇淋，称产品“很一般”，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难吃”，随后写道：“感觉比钟薛高难吃多了，怀念钟薛高。”

同一条微博里，他强调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和疑问”，又写下另一句：“请千万不要惹我，然后说我下黑手之类的。”

3天后，钟薛高重启消息公开。当晚，罗永浩再次谈到这个品牌，称其过去“两次最大的恶性公关事件其实都是冤枉的”——“打火机烧不化”是“伪科学狂欢”，“就这么贵，爱买不买”则被他归因为恶意剪辑。

五天里，对一个品牌是“难吃”，对另一个品牌是“冤枉”。

时间点接连出现后，舆论场里已有商业合作、提前预热等猜测，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支持这些判断。9月16日钟薛高宣布重启当天，罗永浩还称其“客观上浑身都是品牌负资产”，并表示如果“通过雇人黑同行来重新出道”，只会“再一次死得更难看”。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这是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曾与钟薛高有过商业交集的大V，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比较两个品牌时，该不该交代这段关系？

一句“难吃”：评价是权利，审判是权力

9月16日，原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在个人抖音账号发布视频，前往野人先生门店试吃，并特意说明“不是广告，而是支持”。

他在视频里说：“评价是权利，审判是权力。”王则楚还以自己为例说，如果因为老年人不宜多吃冰淇淋，就据此否定一家企业，甚至再公开宣称“千万不要惹我”，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流氓过。”

这也把罗永浩同一条微博里的两句话摆到了一起：一句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和疑问”，另一句是“请千万不要惹我”。前一句强调消费者身份，后一句却很难让人把这当成一句普通的消费评价。

这种差别可以量化。

9月12日之后，“钟薛高”的微信指数迅速上行。9月14日整体指数日环比上涨375.67%，其中公众号来源日环比上涨680.05%；反映资讯内容变化的百度资讯指数，9月8日至14日日均值环比上涨3993%。

同一天，钟薛高508件无形资产权利完成转移的消息也已公开。这轮上涨有多个事件叠加，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条微博。

但一个原运营主体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原有社交账号仍在推进注销的品牌，在正式宣布重启之前，已经重新获得大量外部关注。

野人先生方面则没有正面接下这场争论。事发后，其官方微博没有发布专门回应。9月16日一条丰收节活动预告的开头写着，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没有点名罗永浩，也没有为“难吃”作正面争辩。

这不意味着大V不能说一家产品难吃，口味本就是个人判断。需要讨论的是，当个人判断拥有远超普通消费者的扩散能力时，“我只是一个消费者”还能不能说明这场评价的全部背景。

一句“冤枉”：与四年前那句“如果有问题我道歉”

罗永浩并不是一个与钟薛高没有历史交集的消费者。

2020年4月1日，他进行抖音直播带货首秀，当晚介绍的商品中包括钟薛高；2021年6月，钟薛高因创始人林盛“爱要不要”的说法陷入争议，公开报道显示，罗永浩转发相关辟谣内容，写道“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大家都帮忙转发一下吧”；2022年7月，钟薛高因“烧不化”受到关注，他在直播中谈及此事，并表示如果最终检测证明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自己愿意为此前“卖过和为它站过台”向公众道歉。

2022年那次，罗永浩为钟薛高说话时还留了一个条件：如果最终检测证明产品有问题，他愿意为“卖过和为它站过台”道歉。

到了今年9月15日，再谈这两场争议，他的判断已经变成“两次最大的恶性公关事件其实都是冤枉的”。“打火机烧不化”被他说成“伪科学狂欢”，“爱买不买”则被归因于恶意剪辑。这一次，他没有再提检测前提，也没有提自己曾经卖过钟薛高、为它站过台。

一个曾卖过钟薛高、又多次为它公开发声的人，在品牌重启前后重新评价这些旧争议，和一个普通旁观者说同样的话，分量并不一样。

如果要把这层关系交代清楚，其实一句话就够：“我以前直播卖过钟薛高，也替它说过话。”

它不会让“怀念钟薛高”失效，也不剥夺他说野人先生“不好吃”的权利，只是让读者多知道一件事：说这话的人，与被拿来作正面比较的品牌，过去有过什么关系。

“这次是不是广告”和“过去的关系要不要披露”，本来就是两个问题。前一个需要证据，后一个讨论的是大V在商业社会中的表达责任。

罗永浩完全可以继续做消费者，也完全可以继续评价产品。但既然他自己曾用“卖过和为它站过台”概括与钟薛高的关系，那么在以消费者身份比较两个品牌时，把这段过往关系一并告诉公众，并不过分。

编辑：杨子梦 彭春风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