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评论员：李明  

据报道，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从2023年的限定时间、预约参访，到2024年的限时参访，再到今天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武汉大学重回开放校园的过程虽然并不轻松，但放之全国高校视野看，在很多高校预约程序仍复杂繁琐，甚至有的高校仍拒绝开放的语境下，本就作为打卡胜地吸引高流量的武汉大学此举无疑是难得的，很多此前在舆论风波中批评过武汉大学的媒体，也都不吝赞许之词给予了武大正面评价。

近年来，围绕高校该不该回归开放、以何种形式开放的争论不绝于耳。央媒曾评价称，这是因为校园开放度以及对外开放过程中相关管理程序设置与社会公众期待存在差距。其实，全国绝大部分的高校在疫情之前一直都是开放状态，现在高校的开放并不是一种需要多大胆识的开创，而只是回归。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回归往往有时候比开创更难。

以笔者自己的参观经验为例，个别高校的预约小程序已经流于形式，在预约时无法精准选定时间段，在校门口核验时，工作人员也不会认真核查而是草草放行。这样心照不宣的预约核验已经成为一场表演，说到底，无非就是高校很难迈出开放这一步的心理门槛。

而高校的保守举动也并非没有校内人的“舆论支持”。在一些评论区，不少高校学子都对学校目前的半封闭表达支持，论点无非是校园资源应为师生服务，校外人士不能蹭。有感于此，笔者去年在《时代需要敞开的大学校门|黄河时评》中说，“大学本应是自由活力最盛、自我修复机制最强的机构，如今也难以免俗地落入利己窠臼。而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从链接学术与民间，退而躲进小楼成一角，并乐在其中，对象牙塔外的世界失去接触交融的兴趣。相比物理意义上的围墙，心墙的隔绝显然更令人遗憾。”

大学的公共价值在于开放，而其竞争力也依赖于开放。可以预料到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大学很难实现自我的更新、修复乃至纠错。

说到底，这是因为一些单位仍然受不合时宜的管控思维、息事宁人思维影响，对待开放下意识趋于保守。这份保守又导致其在遭遇舆情时，或消极应对或久拖不决，这就为“闹文化”预留了土壤，而一旦衍生出“谁闹谁有理”的舆论氛围，涉事单位往往就如提线木偶般被动接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也正因此，当下包括高校在内的很多单位，应该回归开放，这种开放不只是物理意义上，更是心理意义上，在交融中感知真实的舆论，同时不丧失自己的底线操守。

当然，单位立身于社会化的环境中，其举止也不可免俗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我们需要看到，当下舆论场中一些异化现象，或许正是很多单位不敢走向开放的阻力之一。

无论是此前OPPO文案争议中将商业议题上升到对立撕裂和舆论连坐，还是饭圈文化中的党同伐异，抑或是在各类所谓大V的煽动下，对民营企业家咄咄相逼，高校开放大学校门，终究只是局部意义上的，我们社会的舆论心智也迫切需要回归到开放。

有人说，害怕危险的心理比危险可怕一万倍。我们对他者的敌意，或许也比敌对对象本身要可怕得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公共事件的新闻评论区，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共识达成的过程，而是撕裂与对立的形成，社媒的圈层化传播和茧房效应正在应验学者所说的“消灭附近”，正因此，追求一种开放的境界就更显急迫。

隔绝会产生误解，误解又会加重隔绝。高校需要在开放中才能前进，而舆论场也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达成良性共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善意。

时代需要一扇扇敞开的门，也需要一个个愿意推开门的人。

编辑：郑楚翘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