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近日，“昆仑石刻”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围绕石刻真伪，众多专家从文本内容、凿刻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展开了考证与辩论，观点纷呈。该石刻若确属秦代，其文字为篆书，对书法史而言同样意义非凡。

7月11日，《光明日报》再次刊发的“学术争鸣”专版，以两篇从书法角度展开的文章，讨论了“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虽然“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最终需要多学科综合研判，但书法这一角度，显然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衣雪峰在《书风与场合：“昆仑石刻”的破绽》一文中认为，从书法风格的角度分析，“昆仑石刻”的“根本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石刻、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或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

文章写道：“即使‘昆仑石刻’在‘字法’——文字的语文意义上的写法方面并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在‘书风’——文字的书法意义方面的造型风格上，却暴露了诸多破绽。实际上，‘昆仑石刻’的造型风格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是很不统一。把不统一的风格视为统一，其原因可能是刻石者书法实践的不足，也可能是书法赏鉴的不足，但更可能是没有意识到秦代书风与场合之间的密切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场合要用不同的风格呢？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自上观之，秦人对于文字既用法律手段进行同和罢，而秦文在不同用途上风格又不尽相同，例如颂功石刻与权量诏版书写风格不同等，可知当时曾对于字体的书写风格在用途上各划出了它们的范围，不得相混，所以规定字体名称，实是有其客观需要的。换句话说，这也是‘同文’手段中的一个环节。”衣雪峰认为，这里的其基本逻辑是，“场合（或某一环节）越庄重，书体风格越严谨；场合（或某一环节）越日常，书体风格越简易”，而在秦书八体的所有使用场合中，“最为庄严郑重的，恐怕非石刻莫属了。秦人对于刻石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视的。检读《史记》，秦代石刻至少有八种。现在可以见到的秦代刻石书有四种——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原石已佚，现存993年重刻碑）、会稽刻石（原石已佚，现存1792年重刻碑）。这四种秦代刻石书，都具有庄严、郑重、典雅的风格。其章法，无论纵横，都有比较严格的界格秩序。通俗地说，纵、横都有格子。不要小看这个纵横界格的存在，在面对‘昭明宗庙’‘颂皇帝功德’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这个纵横界格就是国家的尊严、秩序与合法性的象征。反之，没有这个纵横界格，恐怕就不能从根本上证明其合法性、真实性。”

文章因此认为，“‘昆仑石刻’不仅没有纵横界格，而且纵横秩序都非常松懈。从横向上来看，其字形大小不统一；在纵向上，甚至还有左右两行或三行互相穿插的情况。因此，‘昆仑石刻’根本的破绽在于，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于是，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万里写的《从书法风格略议“昆仑石刻”》一文认为，“昆仑石刻”的书法艺术究竟如何，这是一个更为主观的讨论，书法人所谓的“理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针对同一件作品，出现正反两极的评价完全不足为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学者基于不同的认知与审美，往往各持己见，难以形成统一且绝对正确的定论。需明确两点：其一，个人对书法的优劣评判，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对风格内涵的理解深度与广度。每个人所理解的风格，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谓的秦篆？这点值得深思。其二，即便在艺术性表现上存在瑕疵，但‘好坏’不能等同于‘真伪’，绝不能以书法艺术的标准来判定真伪。所以谈论‘昆仑石刻’，也不能完全将文字和书法混为一谈。前者讨论用字对错，后者讨论书法审美。石刻的真伪，最终需综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考量石刻的材质特征、所处环境、文本内容、历史文献记载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多维度的交叉论证与深入分析，才有可能构建起完整、严谨的证据链，从而得出科学且可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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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再辟专版辨析“秦始皇遣使昆仑石刻”真伪，秦汉史大家王子今等撰文

编辑：孙菲菲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