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备受各界关注。然而，现有的探讨往往侧重于宏观政策层面的“协同”与“联动”，强调政府应如何搭建平台、促进合作。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可能遮蔽一个更为底层的经济学逻辑：创新活动本身具有特定的空间演化规律，而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正是对这一市场规律的顺应、释放与强化。要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我们不能仅用静态的眼光去清点各城市的专利数量或高企规模，而应切换至“要素空间流动”的动态视角，去考察那些承载创新的人才、资本与技术，是如何在城市群内部自由流动、碰撞与重组的。2026年初，《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2025—2035年）》草案（下文简称“规划草案”）正式公示。这一涵盖14座城市、超1.1亿人口的超级都市圈规划，为我们考察“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的深层互动，提供了一个极具观察价值的制度场景与实践样本。

　　人才流动的空间逻辑从“虹吸”转向“溢出”

　　在区域发展早期，中心城市往往对周边地区的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传统上，人们习惯于用虹吸效应来描述大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关系——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会把周边人才、资源都吸走，导致周边发展不起来。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但它描述的只是发展的早期阶段。

　　当一个中心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导致成本上升、空间拥挤，一部分经济活动和人口会开始向外扩散，“虹吸”便开始转向“溢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济活动如何以及往哪里扩散？扩散能否发生，取决于周边地区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以及跨行政区域的制度成本。如果周边地区是行政壁垒森严的“隔壁邻居”，相互溢出就难以发生；如果周边是基础设施连通、制度逐步接轨的区域，相互溢出便会顺畅。规划草案提出构建“30—60—90分钟”三个圈层的交通体系建设规划将为不同强度、不同性质的人才流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研发在上海、制造在周边”是人才和技术跨区域流动的现实写照。实际上，跨城就业已成为部分技术人员的日常选择，沪宁高速、沪杭高铁沿线的通勤人流里，有相当比例是跨城上班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背后揭示的是企业区位选址逻辑的变化。例如，长三角一家技术密集型（生物医药或汽车）企业的研发往往需要靠近上海的科研资源和人才市场，但其中试和生产环节对物理空间和成本更敏感，则倾向于布局在周边的苏州、泰州等城市。这时，企业的边界不再与行政边界重合，“研发+制造”的空间分离将带动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跟着功能走，进而超越行政边界，形成跨城市的要素流动模式。

　　梯度分工重构产业链协同生态

　　长三角的创新活力，不应用单一城市的指标衡量，而应通过区域整体产业链的协同程度来把握。在人才、资本等要素跨域流动的背后，一种基于产业链的功能分工格局正在成形。分工使各城市得以聚焦比较优势，在特定环节上做深、做透，推动专业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地方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问题。上海大都市圈能够集聚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五分之一的高新技术企业，与其内部形成的良好功能分工密切相关。

　　规划草案明确提出“多心多廊多链结”的空间发展策略和“一核四翼”的总体格局，为产业链分工提供了空间指引，也推动都市圈内部加快形成梯度分布的产业布局。需要强调的是，城市间的这种梯度并非发展差距的体现，而是功能分工的结果。不同城市在产业链中占据不同位置，通过企业跨区域布局与市场交易相互连接，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

　　在产业布局方面，上海将进一步聚焦原始研发、总部管理、国际连接等高能级功能；苏州、无锡、常州在精密制造和产业化环节优势突出；宁波、舟山依托港口条件发展临港工业与海洋经济；南通、嘉兴、湖州在承接制造环节转移的同时，逐步培育本土创新能力；杭州则以数字经济见长，与上海在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等领域形成互补。正是这种梯度格局的推进，为要素流动提供了方向和动力，也成为区域持续创新的结构基础。

　　创新资本配置还需跨越边界

　　创新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资本供给，资本的流动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信息充分流通、跨区域的产权保护、相对统一的监管规则。长三角一体化本质上是在降低资本流动的交易成本。成本降下来，流动速度就快起来，创新的金融支撑也就更扎实。

　　上海大都市圈内的资本流动呈现活跃态势。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聚集了大量风险投资机构和私募基金。这些资本不仅投向上海本地的创新项目，也广泛布局于周边城市。与此同时，杭州的产业资本也在向周边扩散，深度参与区域内的创新活动。资本的跨区域配置，有助于缓解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对于周边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本地的金融资源往往不足以支撑早期研发的资本需求，引入中心城市的资本就成为必要选择。而中心城市的资本也在这一过程中寻找回报较高的投资标的，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制度环境的改善对于资本流动的实际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上海大都市圈内各地在金融监管协调、信息共享、产权保护等方面逐步推进合作，有效降低了跨区域投资的制度成本。同时，上海市政协相关提案也呼吁，要探索建立要素市场跨区域协调机制，推动上海与北京、合肥、粤港澳大湾区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联动发展，实现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对接互通。

　　要素自由流动还需破除制度壁垒

　　尽管要素流动的趋势日益加强，但制度层面的障碍依然存在，影响创新活动的开展。

　　一方面，行政分割造成的政策不协调。各地的科技扶持政策往往仅限于本地注册的企业，对于跨区域布局的企业，申请扶持资金时会面临复杂的程序和不确定的结果。人才政策中的住房补贴、子女教育等待遇，通常与本地就业挂钩，跨城就业的技术人员难以享受完整待遇。

　　另一方面，在现行财税体制下，税收来源与注册地挂钩，各地政府均倾向于将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环节尽量留在本地。这种“留税”动机与产业链分工的内在要求存在张力。当企业希望按照效率原则跨区域布局时，可能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或阻力。

　　为消除这些制度障碍，长三角需要推进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规划草案提出的一系列举措，均指向制度创新的关键方向：首先，要复制和推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经验，在嘉昆太、沪苏通、沪甬嘉等省际毗邻地区设立跨界协同单元，在产业协同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联保共治等方面携手，共同破解省界治理难题；其次，在财税体制方面，探索跨区域税收分享机制，让研发地、制造地、总部所在地都能从企业成长中合理获益；第三，逐步推进跨城待遇接续，让人才流动不必以牺牲公共服务为代价。住房补贴、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政策的跨区域衔接，将从“点对点”协议逐步走向制度化安排；第四，在规划协调方面，加强都市圈内部的规划衔接，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可以说，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本身，就是一次规划协调的制度创新。它超越了单一行政辖区的视野，将功能空间作为规划的基本单元。 整合而非拉平，让“落差”成为创新内驱力

　　讨论长三角一体化与创新发展，需避免一个认识误区，即一体化不等于均衡化，更不意味着拉平城市之间的指标差异，让创新产出趋于整齐划一。从要素流动的视角看，一体化的真正内核在于功能互补，让各城市各展所长，在要素的自由流动中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长三角内部，城市规模、产业结构与功能定位的多样性，是长期历史演化与市场选择共同塑造的分工格局。一体化的任务是在尊重这一格局的前提下，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使城市间的落差转化为分工的动力，推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长三角的创新活力，恰恰源自城市之间的落差及其催生的流动。流动触发重组，重组孕育新的可能。一体化的使命，从来不是削峰填谷，而是打通经脉，让落差成为创新循环的驱动力。

　　当然，要素流动并非没有边界。当要素持续向高能级中心集聚，如何避免周边地区陷入创新能力空心化的“流动陷阱”？如何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防范区域内部分化加剧的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此次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的落地成效，更将决定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走向。

　　【本文作者钟粤俊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是上海市软科学项目“大数据视野下，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推进创新的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256921115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超大规模市场的动态均衡理论与量化方法研究：结构转型与改革路径”（72342035）和“要素空间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统一大市场下的量化分析”（7240308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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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