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精粹】在掘开土地之前 | 朋子
文汇笔会  33分钟前

  

  图片为AI生成   

  在英国工作期间,我曾向当地友人介绍起家乡的传统建筑——蒙古包。我描述了它的结构:哈纳(墙架)可伸缩,乌尼(椽子)连接陶脑(天窗),毡子(墙体)随季节增减,不用一钉一铆,几小时即可完成游牧转场。朋友听后问道: “这种设计仅仅是为了方便吗?它的意向是否也包括守护草场?”我犹豫了,因为我所接受的设计教育,很少教导我们从眼前的形式中追问:它背后的生态意向是什么?而设计本身对土地、对未来又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大卫·W.奥尔在《设计的本质》中着力批判的工业设计范式。奥尔并非设计师出身,这使他的论述更具穿透力,他洞察到了一个常被设计师忽视的事实:设计是一种深度嵌入制度、价值观与教育体系中的文化行为。正因如此,生态设计无法仅靠技术修补来实现,它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何为理想的生活,何为真正的进步,以及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

  奥尔用“意向迷失”诊断当代设计面临的危机。阿米什人选择以马匹为交通工具,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马匹像机械调速器一样,为人类的活动设定了自然边界。马车的活动半径不过八英里,这限制了使用者购物、耕种或是吞并邻地的欲望。相反,工业文明几乎不愿接受任何限制,其后果是设计成果的脆弱不堪与不可持续。

  巴厘岛曾用数百年发展出一套由寺庙调控、祭司协调灌溉的农业体系,却被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革命以“科学”之名取代,绿色革命认为农业只是技术问题。短短几年,就导致这套富有韧性的系统几乎崩溃,作物歉收,虫害肆虐,社会结构解体。奥尔追问:在科学体系行不通的地方,基于信仰的体系何以能行得通?答案在于,后者包含了设计最根本的要素:对生态循环的尊重、对地方文化的深度理解,以及对人类意向的审慎态度。

  作为一名设计教育工作者,我认为奥尔最具颠覆性的洞见在于:设计,无论建筑、工业还是其他领域,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无声地塑造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一座以工业文明理念建造的大楼,会强化使用者的工业思维;一座融入生态细节的建筑,也会让使用者逐渐理解何为与自然共生。

  德文郡的乡村景观中,每当两车相遇于狭窄车道时,司机必须决定由谁倒车让行,整个过程充满了礼貌与和谐。而这一行为的背后是数千年来积累的定居文化:用当地的木材与石材建房,以树篱为界,缓慢而耐心地滋养这片土地,使其繁荣。与之相反,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如同一台精密的传送带,用标准化课程切割时间,用玻璃和混凝土隔绝自然节律,培养出的学生往往对自然缺乏感知力。他们能识别出一千多个企业标识,却认不出身边最常见的十种本地动植物。

  

  本文为《设计的本质》译后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我是这本书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个新生命的孕育让关于设计与教育的思考不再停留于抽象层面。奥尔讨论的绿色建筑、生态社区,开始与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缠绕在一起:我的孩子将来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会像我一样,与土地和传统生态智慧渐行渐远吗?还是会有人告诉他,那些被现代教育所忽视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扎根的根本?儿子出生之后,我时常想起那句箴言:“我们并没有从祖先那里继承地球,而只是从子孙那里借来了它。”真正的生态设计,是让每一个决策都经得起未来目光的审视。科学技术可以学习,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意向,所有绿色的标签都只是空洞的修辞。而意向,说到底,是一种责任——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如今,我终于领悟了蒙古包的设计逻辑。不用地基,不是技术限制,而是一种不破坏草地,让根系得以再生的自觉;轻量化材料,不是资源匮乏,而是一种不向土地索取无法偿还之物的克制。可拆装、可重复使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将人为干预降至最低,离开后草场恢复如初的循环。这些关于限度与责任的考量,才是这套历经漫长岁月沉淀的设计系统的精髓。如果再见到那位朋友,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蒙古包设计最根本的意向,不是它拆装有多快,而是当它拆走之后,草原还是草原。

  因此对我而言,这是一部关于生态设计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成人之责的作品。它要求我们承认自身的局限性,承认自然并非可以完全被掌控的对象,同时在明知不完美的前提下,选择更为谦逊、节制的行动路径。愿它被置于设计师、规划者、教育者的案头,也被那些正在思考如何生活、如何抚育下一代的人反复翻阅,如同一把朴素的手铲,提醒每一个试图通过设计改变世界的人:在掘开土地之前,先审视内心的那份意向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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