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从《建水记》《昆明记》《巴黎记》一路读下来，深以为于坚的行走笔记有一种鲜明的“壮游”气质——在庸常的洪流中，壮阔地行走。换句话说，于坚有一种“处理时代”的能力，有一种呼应那些逝去的伟大心灵的能力，有一种昂首挺立、蓬勃恣肆的气势和风度。

这一本《在东坡那边：苏轼记》也是如此。眉山、开封、杭州、黄州、惠州……一趟追寻苏轼人生踪迹的旅程。当然必须行走在庸常的洪流之中——在开封，“新城整齐划一，切出来的豆腐块似的，以政治商业为中心，宽阔空荡，适合汽车、显要富人，过客、本地居民倒显得只是摆设了。”清明上河园，模仿着《清明上河图》，“也雕梁画栋。只是失去了原图的随意、自然、彬彬有礼，终是过于坚硬、夸张、冷漠、缺乏人气。”但显然，于坚的脚步是要穿越这“夸张”“冷漠”，去老城的某些地段，寻找“残余的昔日生活氛围”，寻找“通过一只只灶秘传下来的无法拆迁的口味”。

穿越“夸张”“冷漠”的方式还有那些大地上残存的遗迹。在眉山，在三苏祠，“虽然历朝历代修复或重建，人们总是依据原样，以同样的土木结构、砖瓦、麻筋，同样的雕梁画栋，各时代或许风格稍有不同，但基本的东西从未改变。”于是，“走进苏祠，瞬间就会感到，此地与外面的水泥建筑群完全不同，世界变了，一种古老的美重新归来。”

更震撼的大地上的伟大残存，来自书中《在巩义访宋陵》一篇，“在黄昏抵达巩义。穿过灰尘滚滚的道路，乡镇企业塞满轮胎的小仓库，激动不安的加油站，野心勃勃、欣欣向荣的小镇，无人问津的农家乐……回到藏在它们后面正在撤退的土地上。……小道上覆盖着干土，淹没了鞋帮。走着走着，忽然间，一块穗子沉郁的地面，一个巨石阵从天而降。灰色的陨石。一群远古的武士、文官、雄狮、大象、马匹、怪兽……或立，或蹲，或踞，排列在大地中央。怀疑停止了，呆住不动，哑掉。圆满、厚重、肥壮、实在、威严、从容、朴素、幽暗、苍凉……怀着信任、职守、自重和暗喜。法度森严。那种气象、质地的出场构成了一种苍老的伟大。……世界意志自黑暗的石头中喷薄而出。”

这样的文字是激动人心的，和众多照片一起，这一场在巩义的寻访是为了捕捉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背景，“自卑的时代看不见宋。如果大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石头，那么这地面就是值得依靠的”。

和《在巩义访宋陵》一样，《在苏轼故乡眉山所见》也是以照片为主。而书中最主要的《苏轼记》则全为文字，汪洋恣肆。——无论照片还是文字，凝聚的都是作者对精神高度的赤诚追寻。

这种精神追寻的可贵之处，在其来自作者深刻的阅读体验和精神共鸣，“如果人们迷失于自己时代的各种异端邪说的话，那么一旦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就会幡然醒悟。”这篇文章是苏轼的《前赤壁赋》，于坚说，当他读这篇文章时，“年轻时代的理直气壮、目空一切，即刻在这位一千年前的作者的汉语面前轰然倒塌”，“当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我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世界观清晰了，确定了，永远不可动摇了。”

不同时空的精神呼应和共振如此强烈，持续不断涌现在作者对苏轼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寻中。在于坚看来，“生活就是他（苏轼）的文章，文章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文章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文章，而是李白说的‘大块假我以文章’，生活就是艺术。”“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这样的文章，本就来自阔大、酣畅的内心，来自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生命形态。

是的，经由苏轼，于坚在思考和追寻的，是诗性的生命形态，苏轼认为，只有诗性的文才可以保证生命的“丰美盛大之乐”，恰如荷尔德林的名言，“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于坚认为，这是一种超越单向度的“赤裸生命”“技术生命”“政治生命”的“诗性生命”，“在中国，这种生命形式自庄周就已被深刻地思考，为中国文人所践行”，而苏轼，“是一个伟大的典范”。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功利、喧嚣、拜物教盛行的时代，一个“人们已经厌倦了那种不美的进步……人们渴望生活”的时代，人们当然会继续如于坚这般凝视并追寻苏轼这样的诗性生命。

人们当然也能体会苏轼自谓“鏖糟陂里陶靖节”的况味——即便世界如此“鏖糟”，也要让生命走向阔大和诗性。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