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刮风下雨》是青年作家李静睿的最新长篇小说。这个书名巧妙借用四川麻将术语，构建了一个深邃的家族叙事。小说以自贡横街子为舞台，讲述了林家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起伏和跨代际的女性命运回响。
“刮风下雨”在牌桌上意指凑杠的机遇，在小说中则象征着历史洪流中无法预料的动荡与转折——上山下乡、结婚生子、进厂下岗……每一次时代的“风雨”都猛烈地刮过这个普通家庭。然而，林家人在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性时，却展现出如麻将桌上般的智慧、韧性与豁达：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生活本身的“牌局”仍在继续。生活就是那副打不完的麻将，只要不离开牌桌，就永远有“和牌”的可能。
新书出版之际，新黄河记者专访了本书作者李静睿。
人抵抗不了风雨，但想要盼头、慰藉
记者：《刮风下雨》这个书名非常特别，它既是四川麻将里的一个术语，又像是对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一种隐喻。请谈谈这个书名，以及您对麻将这项活动如何评价？
李静睿：这个书名当然是一种双关，外面已经刮风下雨，我们却还能在家里刮风下雨，前者是命运苦难，后者是自我慰藉。在四川麻将里，“刮风下雨”其实就是凑杠，碰了再摸明杠是刮风，三摸一暗杠是下雨。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可以有点进账，打麻将不是人人都能胡的，但我们现在可以刮风下雨。
四川麻将的打法一直在流动之中。这些年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以前一盘只有一个人能胡，别人胡了这盘就完了，现在别人胡了你还有机会再胡，哪怕最后没胡，你还可以刮风下雨，于是人人都有盼头。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去北川采访，围观那些住在帐篷中的人打麻将，大家都说，别打血战到底了，不吉利，可以刮风下雨。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些规则是谁来决定，又是如何被所有人接受，但我从种种变动中看到了人心，人抵抗不了风雨，但想要盼头，想要慰藉。
我五岁就会打麻将，记忆中家里永远有一张麻将桌，上面的牌是不收的，什么时候凑够四个人，什么时候就能坐下打几盘。我也很小就开始通过麻将赢钱输钱，从一毛钱的底，打到五毛一块，我通过这项活动赚了不少零花钱。到自己工作了，可以像大人一样打五块十块，但现在我打得太少，技艺不精，每年回去都是输钱。玩麻将赢钱输钱肯定不对，但我是在麻将桌旁边长大的，那时候好像没有人对此有过异议，我还记得和父母讨论麻将的技术问题，麻将这件事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就很难谈论对错。
记者：小说采用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目录和回目的形式，这非常有趣。这在当下小说中不太多见，为何会使用这样目录形式？
李静睿：小说最早在《花城》发表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回目，就是很呆板的一二三四章。后来出书修订，我觉得这本书的基调是有趣的，希望有一些小花招，就想到用了这个形式，大家也都能看出来这是照着《红楼梦》回目名的形式写的，我故意写得幼稚，一眼即知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也是想增加趣味性，如果太文太雅，反而和整本书不搭了。
四川方言适合这个市民故事
记者：时间跨度很大的长篇家族小说有很多珠玉在前，不过这部《刮风下雨》以女性为线索串起了这个家族的几代人的命运。您觉得对于家族小说，包括这次书写，还能有哪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李静睿：我一直觉得写作不是一种占有，占有风格，占有题材，占有形式。作家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时时刻刻想着自己处于何种浪潮之中。别人写他们的，我写我的，我不敢说我一定写得好，或者写得新，我其实尽量不去想这些问题。我想写，我也写了，这对我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做这件事的起点，也是终点。除此之外，别的东西对我来说更多是噪音，而这几年我渐渐学会了怎么去屏蔽噪音。
如果说这本书对我而言有什么尝试，那就是我尽量写得轻盈，书里面很多时间是很重的，但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不要觉得那么重，希望能听到笑声，听到松了一口气，书里书外都是如此。
记者：您的小说有浓郁的“川味”。在《刮风下雨》里，这种“川味”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整个生活逻辑里。您是如何处理方言的文学转化的？有没有顾虑过非川渝地区的读者会有隔阂？
李静睿：虽然写过一些带零星方言的短篇，但大规模使用方言，而且构成了一部长篇，这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五年前《慎余堂》出版的时候，我和《苔》的作者周恺一起录过一期播客，因为两本书在题材和时间上有一些相似性。周恺是乐山人，《苔》是完全用乐山话来写的，我读着都会有一些障碍，但我觉得那本书只能用这种语言去写。《慎余堂》也是一个四川故事，却几乎没有用到方言，因为那本书相对比较知识分子，我觉得使用文白相间的语言是合适的。
《刮风下雨》是一个完全属于本地的市民故事，它的语言只能是目前这种形式，不然感觉人物和故事都不能成立。使用方言对小说来说不见得是一种好事，就是你说的很可能会带来隔阂，但作为创作者，我感觉在下笔的时候，并没有别的选择。
《慎余堂》民国系列会有三部
记者：完成了这么一部厚重的家族叙事之后，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是会继续深耕自贡相关的题材，还是想尝试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向？
李静睿：除了长篇，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影视剧本的工作，又写了一些中短篇，但我一直更偏爱长篇一些，更喜欢读，也更喜欢写，我更喜欢长久地和一个故事相处，不管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的情感适合安顿于漫长之中。就像村上春树所说，短篇是长篇的练习场，自从专职写作，我好像一直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写完一个长篇，考虑下一个长篇，然后在这中间写一些中短篇。
这些年我对历史非常有兴趣，国外读得比较庞杂，中国历史中我读得最多的是明清史和民国史，《慎余堂》就是这种个人偏好的结果。2019年，我写完了《慎余堂》，这本书以溥仪退位始，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按照我的计划，这个民国系列会有三部，一直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想象中这会是一个持续十年的巨大项目，我希望自己最终能完成。我目前正在准备第二部的写作，这一部总体会发生在1926年到1937年的成都。
记者：当下更多青年作家似乎在书写城市，书写与时代紧密接轨的年轻人的隐忧和焦虑。您还在书写小镇，这是刻意还是自然而然的写作习惯？
李静睿：我很多短篇都在写城市，长篇《微小的命运》有一大半是发生在纽约和北京，《慎余堂》也是先后发生在自贡和北京，但民国时期的自贡是个非常富庶的城市。还是刚才那句话，作家是个人主义的，作品也是，我写在那个时刻抓住我的故事，不会考虑它是城市还是小镇。文学本质上是一张地图，每个人的作品就是摁在上面的一个个图钉，一个人可以写纽约，可以写家乡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也可以创造一张崭新的地图。就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所说：“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
创作中会受打击，但不会屈服
记者：您对当下的各种文学奖是什么样的态度？可能有的作家写作会“迎合”文学奖的评选，对此您怎么看？
李静睿：作为个体我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态度，有人给我奖，我就高高兴兴拿着，没有奖的时候，我还是照常写作。但从一个趋势来说，我当然希望这个市场是繁荣的，一个繁荣的市场最终会让所有人获利，不管得奖的是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希望这些奖越多越好。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迎合”。写书的时候不可能去考虑什么奖，甚至连哪个奖是哪些评委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人在评价我的作品，而他们又喜欢什么呢？何况就算我知道，我就一定能写出来吗？写不出来，就一切都是虚的，写出来了再说。
记者：您会在微博上转发一些读者的反馈。您很介意读者的评价吗？会根据读者的意见修改写作方向吗？
李静睿：我的微博是很生活化的，我连实名展示都没有做。生活中你会遇到很多善意，我感激这些善意，看到的时候会做出回应，我觉得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貌。
至于介不介意，可能没有作者能做到完全不介意读者评价，布罗茨基得诺奖后出的新书评价不佳，记者去采访，看到他要死不活倒在地板上。但创作者再怎么饱受打击，心里也会很清楚，拿出一个完整的作品供人评价，比只能评价别人的作品，以及不停谈论如何创作这件事，是要艰难一万倍，也重要一万倍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又不会想太多别人说了什么，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噪音，写作中需要屏蔽的东西。
至于根据读者意见修改创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读者的意见常常是矛盾的。我这些年一直做编剧，很清楚创作中有个甲方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不能让自己有好多个甲方。布罗茨基还说：“人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学习不要屈服，而余下的生命则是使用这门学问。”创作就是这样，我会经受打击，但不会屈服。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