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徐敏  

《残雪》是作家、编剧海飞近期出版的谍战小说。小说背景设置在抗战后期的南京，这座曾遭受日寇血腥蹂躏的古都，处于日伪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多方势力在此角逐，斗争形势波谲云诡。而《残雪》的故事就在漫天大雪中拉开帷幕。

《残雪》有着经典的“双雄结构”，主人公陈池与大董，一文一武，共同在密不透风的情报网络中左冲右突。在他们周围，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敌友之间变换身份。在这场冷酷的战争中，他们的青春、爱情，以及鸡零狗碎的人间理想，都在刺刀之下，闪烁着脆弱又坚韧的微光。

这部小说的意义，不止于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它借“雪”这一核心意象，完成了对战争年代人性与信仰的深沉叩问。雪，既是覆盖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城市的寒冷幕布，也是净化与掩埋的象征。在作者的笔下，白雪飘零，有些高洁地立于枝头，有些则与污泥混杂——正如世间万象与人间悲欢，都隐藏在残雪之下。

新书出版之际，新黄河记者专访了作家、编剧海飞。

作家、编剧海飞

对自然界中的“雨雪”情有独钟

记者：“残雪”在小说中既是自然实景，也充满象征意味，您是如何设置《残雪》这个标题的多重隐喻？是先有了《残雪》这个书名，还是写完整部作品后才最终定名？

海飞：这个标题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浮现的。我一直在推进“谍战之城”系列小说的创作计划，而我对雨雪向来情有独钟，总觉得世界与人间除了温暖的骄阳，还需要温润的雨雪。而且雨雪令人安静，能让人变得松弛，我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篇小说开篇就是一场冒着雪的刺杀，整篇充满了雪的意象。写着写着，和雪相关的意象和剧情不停累加，“残雪”这个名字就冒出来了。

至于隐喻，残雪首先指向时代环境的冷——抗战后期的南京处于日伪高压统治之下，多方势力角逐，那种寒意是弥漫在整座城市每一寸空气中的。但更重要的是，残雪象征人生的不完美。小说里写“大多数人只会赏雪，很少有人会懂得雪就是雨的灵魂”，“残雪有残雪的美，它的不完美，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这世间万象，白雪零落，有些站在枝头屋顶上还很高洁，有些在路边和污泥混杂在一起。这就像我们真实的人生，没有绝对的完美，却正是这种残缺，让我们窥见了最真实的人性。

记者：小说中写到“雪是雨的灵魂”“雪成为雨的分身”。陈池与大董、金桂花与甄美琴、王英法与韩书记，这些人物也像雪与雨一样，是彼此的分身。您当初是怎么想到用“分身”这个概念串联起整部小说的人物关系的？

海飞：人本身就是复杂的。一部分特征比较明显，一部分特征比较隐晦。我们每个人都会好奇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分身其实就是那些未被发掘或者隐藏起来的部分。

具体到《残雪》，陈池和大董一文一武，两个男人性格迥异，相互间并不熟稔，直到某一天有了交集。这种“双雄结构”不是简单的搭档关系，更像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一体两面。他们最后在那座仓库里说起家乡的河——黑龙江和钱塘江——都是中华大地上匍匐着的水系，也是流动着的血管。

记者：在创作谈中，您提到反转与悬念是谍战小说的标配，但更让您迷恋的是小说中的日常。为什么觉得这些暗流涌动下的日常会比惊心动魄的任务反转更打动人？

海飞：日常的珍贵是对比出来的。这些地下英雄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说到底，他们为的就是一种想象中的日常生活：平静的、有爱人有孩子的日子。日常就是特工们的人生，围绕着日常展开的，才是人物之间最本质的核心。大董和陈池在仓库里聊家乡的河，金桂花照顾毛头，芳姐在残雪初融时踏上回故乡之路……这些时刻比枪战和追逐更有力量，比智斗与阴谋更显温暖。因为当我们剥开谍战的外壳，内里书写的始终是人性，是普通人对平凡生活的渴望。

抛却“高大全”的书写更令人觉得真实

记者：潜伏多年的大董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上，反而以意外坠井结束了生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看似“荒诞”的方式来安排他的结局？您是如何看待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

海飞：大董在小说中这样说，一个卓越的地下工作者，应该把撤退放在牺牲之后。我想讨论的是宿命，宿命中就是有这么荒诞的一部分。想象力到不了的地方，就是生活。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编排各种壮烈的结局，但真实的历史中，多少无名英雄的离去，往往就是这样不期而至的，或者悄无声息的。比如我党隐秘战线的前辈，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至于小人物，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是：我们都是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但历史洪流又是由一众小人物合力书写的。大董也好，陈池也好，在小说中的形象，都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英雄，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隐忍与牺牲，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底色。

我觉得这样的书写，抛却了高大全和悲壮叙事的书写，可能更令人觉得温暖、真实与熨帖。

记者：芳姐这个角色设定非常特别，她在王英法死后烧毁一切，孑然一身回到家乡，在残雪初融的阳光里走向新生。在读者印象中，谍战剧中的女性形象一般都睿智、狠辣、美艳。请通过芳姐谈一下谍战作品中的女性。

海飞：谍战只是舞台，但舞台上的人形形色色。《残雪》里戏份更重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女性：交通站负责人金桂花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会计甄美琴。她们是情敌，都爱着一个叫林上的男人，林上后来牺牲在了盐城新四军部队与日军的战斗中。但金桂花一直领养着甄美琴的儿子毛头，甄美琴牺牲后，金桂花就成了毛头真正的母亲。这两个女人，一边暗暗较劲，一边联手执行任务。残酷的是，甄美琴牺牲了，和她约定终生的大董也牺牲了，留给金桂花的只有无尽的悲痛和毛头这个孩子。

为什么还要写芳姐？其实这是我钟爱的一个角色，特别接地气，有自己的三观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而且特有自己的原则。比如忍辱负重，比如视王英法为自己的男人，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屈辱地以佣人自居，在王英法死后，迅速赶回湖州老家去侍奉公婆。人世间不都是聪明、进步的女性，不都是戴着光环的人物，所以芳姐更显平凡。她不睿智，不狠辣，也不美艳，她就是乱世中一个普通的女人，大地上普通的一棵树。

写女性，要从人设出发，尊重角色的各种选择。

真正的谍战不是枪炮对轰，而是静水流深

记者：这部作品是向约翰·勒卡雷与雷蒙德·钱德勒的深沉致敬。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您从他们身上汲取到哪些写作上的养分？

海飞：“向约翰·勒卡雷与雷蒙德·钱德勒的深沉致敬”，这个说法是编辑写的，代表了他阅读时的某种感受。不过，勒卡雷和钱德勒确实是谍战与悬疑写作领域的两座高山，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暗流涌动”——谍战不是枪炮对轰，而是静水流深。真正的谍战世界，水面平静，水下却暗流汹涌，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中间的不确定性，令人暗中疯狂。所以这种克制的叙事方式，比那种从头打到尾的故事更接近谍战的本质。

记者：谍战小说作为类型化小说，拥有比纯严肃文学更广大的读者，包括海外读者。当然优秀的谍战小说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在写作中，您是如何做到让作品既有类型化小说的魅力又有很强的文学性的？

海飞：反转与悬念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谍战类型小说拥有广大读者的基础。但什么是文学性？我理解的文学性，是让故事服务人物，而不是服务一个看似炫技烧脑的剧情。我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共通的情感——爱情、友情、亲情、信仰，这些才是能穿越时间的东西。

很多年以后，读者可能记不住具体的反转和桥段，但他们会记住这些人物，记住他们曾经怎样爱过、挣扎过、牺牲过。这就回到了我最核心的创作理念：谍战小说只是外面套了谍战的外壳，内里依旧书写人性。在这个意义上，谍战类型小说和纯文学并不矛盾，也无需界定。

记者：您既是编剧，又是作家。我在读这部小说时眼前不自觉地浮现了谍战剧的画面。写小说和写剧本有什么不同？在写小说的同时，您会考虑到将来会进行影视化改编从而进行写作上的调整吗？

海飞：小说家和编剧其实是不同的物种，各自处理的问题、手握的武器都不一样。剧本强调画面感和可拍性，需要有很强的故事架构能力和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小说的故事架构相对简单一些，但需要文学性的语言和留白。但根本上，好的作品都源于对故事走向、人物关系、事件编织等的审美判断。

至于写作时是否会考虑影视改编，我一直对“小说的剧本化”保持警惕。写小说就是写小说，我潜意识里写的是人性，不是分镜头。当然，我确实很擅长在小说里制造视觉感，这可能和我长期从事编剧有关。但这和“为改编而写”是两回事。话说回来，小说写好了，也就容易被影视改编了，这不矛盾。

当我的身份转换成一名编剧的时候，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原著作品，我都会选择大刀阔斧的修整。

编辑：任晓斐  实习生：杨玉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