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其伦  

王雨先生的长篇小说《开埠》，是一部回望历史、叩问人心的厚重之作。它跳出简单的历史复述与概念化书写，不玩花哨的叙事技巧，不做晦涩的理论推演，在宏大的时代框架里，装进了真切的人间烟火、复杂的人性挣扎与坚韧的地域魂魄。

王雨深知，历史从来不是单线条的。《开埠》既不回避民族遭受的创伤与尊严受损的痛感，也不刻意遮蔽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观念更新与城市转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搭建起一条通往历史现场的情感通道。

小说以夔关监督宁承忠扣押外国走私商船拉开序幕，一下子就把个人命运钉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宁承忠这个人物，不是被拔高的民族英雄，也不是被丑化的封建官僚，而是一个身处夹缝、有坚守、有无奈、有挣扎、有转变的传统士人。他有血性，敢在洋人面前挺直腰杆；他有担当，一心想守护川江航道与地方百姓；可他又身处在腐朽颓败的晚清官场之中，朝廷软弱、各方掣肘，很多时候只能忍辱负重、左右周旋。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不绝对、充满矛盾的人物设定，让宁承忠立了起来，也让整个开埠历史的叙述，摆脱了脸谱化与口号化，变得可信、可感、可共情。

《开埠》以宁家的兴衰为主线，牵出了官场、商场、码头、江湖、市井等多重空间。宁承忠的四个儿子，各自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幼年失散流落江湖，有的投身商海应对洋货冲击，有的接触西医拥抱新知，有的追随革命走向时代前沿。一家四代的悲欢离合，恰好对应了开埠之后重庆社会的多元裂变。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力量在生长，有人固守旧道，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奋起反抗，有人悄然蜕变。这种以小见大、以家写史的表达，没有刻意追求史诗的排场，却在层层递进的故事里，自然呈现出史诗的格局。

尤其难得的是，小说对巴渝本土文化的书写，完全是浸润式的。川江的浪涛、山城的梯道、吊脚楼的烟火、码头的号子、茶馆的喧闹、袍哥的义气，全都自然流淌在情节推进与人物行动之中。女袍哥喻笑霜这一形象，更是为整部小说注入了一股刚烈泼辣的巴渝血气。她不拘小节、敢爱敢恨、遇事敢冲、遇难敢扛，既有江湖儿女的侠气，也有寻常女子的柔情，她与宁承忠之间跨越身份与礼教的情感，没有缠绵悱恻的矫情，多的是肝胆相照的厚重。正是这样的人物，让小说在严肃的历史叙事之外，多了一份鲜活的人间气，也让重庆人的性格特质，得到了极具生命力的呈现。

开埠带给重庆的，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现代化冲击。本土商号受到挤压，传统手工业遭遇冲击，旧有的伦理秩序摇摇欲坠，整个社会处在一种躁动与不安之中。王雨冷静地呈现冲突：主权受损的痛心、经济被操控的焦虑、民生凋敝的无奈，同时也客观写出新事物带来的变化：航运拓展、商贸繁荣、城市扩张、西医普及、风气渐开。这种不偏不倚、忠于生活逻辑的书写，让《开埠》超越了一般地域小说的狭隘立场，拥有了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

小说的叙事节奏沉稳从容，像川江水一样，顺势而下，缓缓流淌。语言上更是文白相间，雅俗共赏。叙述语言稳重内敛，有人物的地方便生动泼辣，方言俚语点到即止，既保留了巴渝韵味，又不会让外地读者产生阅读障碍。这种朴素扎实的文风，在当下追求炫技、追求猎奇的创作环境里，显得尤为珍贵。整体读起来顺畅、耐嚼、入心，既有长篇小说的磅礴，又有民间叙事的亲和。

在人物塑造上，《开埠》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拒绝非黑即白。宁承忠的忠与迂、喻笑霜的烈与柔、宁家子女的各怀心志、洋商的贪婪与精明、地方官吏的圆滑与自私，每个人物都在乱世之中求生、求存、求尊严，人性的幽微与光亮、坚韧与脆弱，在时代的大浪淘沙里显露无遗。这种贴近现实人生的写法，让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它不审判历史，不苛责人物，而是理解他们的局限，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情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岁月里，守住了文学最该有的温情与悲悯。

从更开阔的层面来看，《开埠》不仅是写重庆，更是一部以重庆为样本，书写中国内陆城市近代的转型。王雨对重庆这片土地怀有深沉的爱恋。他写山城的雄奇，也写它的闭塞；写巴人的刚烈，也写人性的挣扎；写历史的伤痛，也写文明的进步。小说最终落脚的，始终是人，是在大时代里不屈不挠、顽强生活的普通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爱恨与悲欢，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底色，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力量。

编辑：徐征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