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鸿杰  

吾乡土俗，称呼县域内东边为东乡，西边则为西乡，常见乡邻聊天，说及谁谁谁是东乡里的，谁谁谁是西乡里的。暑假游浙，稍知浙地乡土民俗，浙俗也以方位词用于区分地域，宁波俗语中有：东乡一株菜，西乡一根草。我始终认为，民俗中保留的历史信息最为细微悠久。

在临淄封泥里，乡印数量庞大，且东西南北四乡俱存，还有中乡、左乡、右乡。

左乡之印、中乡、右乡

吾国自古有宗族社会传统，《管子·问篇》里说：“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对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鲁西奇认为，里、乡是居地所在，也是行政管理单位，而族、宗则是社会组织。在控制体系中，是以乡、里统驭宗族。乡实为秦汉郡县制下，帝国统治的有力末梢。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方位意识，或源自农耕天文观测，对我们的文化性质影响深远，在古代帝国都城建设上，无论法象上天的模式，还是缩放方形大地的模式，方位意识都是十分重要的。以中心为原点，延伸四方，也是很早就有的疆域理念。殷商王室的空间观念由“中央”与“四方”构成。甲骨文《屯南》1126卜辞内容中，商与东、北、西、南四方同时出现，商即中央。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赫然有“余其宅兹中国”的字句，意思是：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则“中国”之外，亦即东、西、南、北四方（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秦汉官印，蕴含帝国政治理念的丰富内涵，而临淄封泥中的方位乡名，也是这种理念遍及疆域的实证。

在今天可见的简牍遗存中，直到东汉三国，这种方位乡名依然普遍存在，湖南长沙汉末三国简所载，临湘县或临湘侯国有20左右乡数，东、西、南、北、中俱有。在敦煌武威汉简中，只有数乡的县，乡名也多见方位。于是，我们可以大致还原一个理想的乡设置。一个县的县治所在，为都乡，然后东西南北列居四方。

东乡、西乡、南向、北乡、中乡与都乡

在简牍文献及封泥里，“中乡”与其他各乡的关系是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唐长孺以为东、西、南、北、中五乡，是一个理想的县所辖乡的标准配置，即“监乡五部”。但有“都乡”在，“中乡”就不是居于县域“中心”的乡。那么，中乡与都乡是啥关系呢？有学者在临湘侯国嘉禾四年粢租米收纳列簿事务中，发现二乡联合行政的情况，二乡组合中，分别是广成乡与平乡，小武陵乡与西乡，都乡与中乡，桑乡与乐乡。指向的是都乡与中乡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另外，联系在文献与封泥中，方位标识的乡名中的左乡与右乡，在一县之内的乡设上，左、中、右的组合当也是正常设置。则一县所设，都、东、西、南、北、中、左、右，与“中国”“四方”的文化理念一致。

中乡之印

以地理方位命名乡，如同中轴线意识，无论多辽阔的疆域，皆在此宇内。乡，作为帝国统治的末梢，也在名字上实践着这种理念。校对杨荷放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