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国栋
中国最早的风景和纪实影像大多出自洋人之手，其中大多数并非严格意义的摄影师，而是旅行者、外交官、传教士及商人等。而本文重点要说的人物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其身份则相对复杂。
对中国着迷的澳大利亚人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朗市，曾经就读于墨尔本大学和爱丁堡大学，188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及正式医师资格。澳大利亚人弗兰克·克朗所著《中国的莫理循》一书曾写道：“莫理循还在少年时，就对住在澳大利亚唐人街的华人着迷。他经常发誓要去看看龙的故乡。”
1894年春，莫理循不远万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旅行。他怀揣十八英镑，一身中国人打扮，头戴瓜皮帽，背上拖着一条假发辫，身穿长袍马褂，脚蹬草鞋，手拿油纸伞。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流而上，穿越云贵川，最后抵达缅甸仰光。一年之后，他将这次旅行见闻结集成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有张皓所译《中国风情》），在伦敦出版发行后，备受赞誉，他凭此受聘于《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京城客居二十余年。
从他与中国友人的通信中不难发现，中国人对其中文译名可谓五花八门，像毛利孙、摩里逊、莫利逊、莫里森、马礼逊等等。而“莫理循”之名是他首次来中国旅行时就开始使用的中文名字，并将其制作成名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成为活跃于中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洋人。他的名刺上赫然印着“大总统头等政治顾问官”的头衔。洋人们则习惯地称其为“中国的莫理循”或者“北京的莫理循”。他嗜书如命，以书交友，在其北京寓所，建立了远近闻名的莫理循图书馆（日本人称之为“莫理循文库”），“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小册子，任何游记，都在他的收藏之列。”（伍连德语）。他的宅邸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鸿儒。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从1915年开始至1949年为止，一直挂着的英文街牌即名“莫理循大街”。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热衷于记日记、通信、收藏和摄影，拍摄了数千张照片，涉及的地域范围与题材甚广，从东北到滇南，从西北戈壁到东海之滨，从戊戌变法到民国成立，从李鸿章、袁世凯到贩夫走卒、乞丐、屠夫，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成为清末民初各个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有力佐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它们是远东现代史有趣而又直接的记录，对历史学家颇有参考价值。”
莫理循到山东最多的地方是芝罘（今烟台），有四五次，但他何时来到省城济南并进行拍摄，语焉不详。从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骆惠敏所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一书中可以了解到，1904年2月8日在旅顺口打响的日俄战争开始后，他给上方写信，要求离开北京，“四处转转，找点事干”。他到中国各地旅行，每次出行似乎都没有特殊目的，只是为了排遣无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来到了济南。从莫理循与友人的通信中可以推断，他此次济南之行，同行者有在袁世凯军中任职的澳大利亚人乔治·菲尔丁·孟席斯少校及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他们在济南还会见了刚刚到任的山东巡抚杨士骧，以及德国驻济南领事。
镜头下的济南历史照片
在莫理循的镜头里，看得出他行旅匆忙，为数不多的照片大都集中在济南府城，有巡抚衙门内景及珍珠泉、院前街“齐鲁总制”牌坊、西门大街、大明湖、北护城河等。照片多为中远景，大气，宽广，是典型的明信片“气质”。有些照片的角度在济南历史照片中实属罕见，比如他大概是从西门城楼高处自西向东俯拍的西门大街及与之相接的院西大街，但见街道两旁，房舍俨然，屋面此起彼伏，形似波浪。贯穿画面中央的是整齐的街市，“不夜天”“普天同庆”“春光明媚”等商家扎制的彩门一道连着一道，似乎是在举行某种庆典。
他在西门大街低角度拍摄，临街店铺招幌林立，令人目眩。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逛街的人们似乎在向这位洋人投去好奇的目光。
前景中的茂晟永洋货布店、正兴号诸品名茶的牌子赫然醒目。万和银楼打出“堆垒镶嵌”“兑换潮银”字样，标志其本店的商品特色。
看不到字号的小食物店，直接打出“南肠、小肚、鸡鸭，酱味俱全”的牌子，令人垂涎。
而德景园馄饨馆，广告牌子写得更加直白而具体：“把子大肉，南米焖饭，荤素扁食，鸡丝馄饨，烫面包子，酱味俱全。”济南小吃特色似乎被其一网打尽，不知为何没有油旋与锅贴？
莫理循拍摄的城北护城河两岸，农舍素朴，菜畦连连，一派江南水乡风貌。
莫理循拍摄的济南城郊（局部）
为中国的利益鼓与呼
民国元年（1912），五十岁的莫理循与自己的秘书，时年二十三岁的珍妮·罗宾结为连理，就此结束了他“快乐的单身汉”生活。婚后五年间，他们育有三个可爱的儿子：长子伊恩、次子阿拉斯戴厄及三子科林。不幸的是，1919年，莫理循身患严重的胰腺炎，是年2月，他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身份，抵达巴黎，并参与相关文件英文文本的起草与修改。他对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表示出极大愤慨与谴责。
1920年4月，莫理循一病不起。他5月初的日记写道：“我现在的一个希望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死也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他的这一心愿最终没有实现。5月7日，他被送至英国萨塞克斯郡治疗，5月30日，在萨塞克斯郡的西德茅斯逝世，年仅58岁。
莫理循夫人珍妮·罗宾遵其遗愿，将其全部文件、信函与日记赠予澳大利亚悉尼市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去世三年后，他年轻的遗孀珍妮也因身患重病撒手人寰。三个儿子在亲属抚养下在英国长大、就读。莫理循的次子阿拉斯戴厄1940年回到了中国，时年25岁。
赫达·哈默尔：第二代莫理循的中国情
1933年，一位生于德国斯图加特，通晓英语和法语，且在慕尼黑摄影学院完成了摄影专业的德国姑娘赫达·哈默尔（HeddaHammer,1908-1991），离开时为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应聘到中国北平，在东交民巷的德资哈同（Hartungs）照相馆做摄影师，并负责管理十七位中国伙计。赫达情商很高，与十几位中国雇员都相处融洽，还与前来照相馆的不少顾客成为朋友。闲暇时间，她骑着自行车，身背禄来福来及林好夫等德国120相机，跑遍京城大街小巷、山山水水，拍摄了大量老北京山水风物及民俗风情的照片。其所著《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令“老北京”们爱不释卷。
1938年，合约期满后，她离开照相馆，开始为来华的外国游客、商人、艺术家以及旅行社提供摄影服务。
1987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英文版摄影集《一位摄影师的中国之旅1933-1946》，其中即有济南民国时期的珍贵影像。1942年，她的几位德国朋友邀请她一同来到山东的曲阜、泰安、济南，后又去了青岛和威海。
在济南，他们去了灵岩寺和济南府城及周边。她对灵岩寺千佛殿的几十尊宋代彩塑罗汉兴趣盎然，称这些彩塑是“穿着中式服装，有着欧洲人面孔”的艺术珍品。
她在济南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但其镜头语言充满温情，富有诗意。她拍摄的南护城河畔用泉水生发豆芽、淘米、洗衣的劳作场面，将济南旧日风景珍重收藏。
她拍摄的城内老街，将过街牌坊前候客的黄包车，卖菜的挑子，街边的茶摊上的细瓷茶碗等平凡的日常细心保存。
她镜头里的曲水亭街，将大柳树下女人捣衣，孩童嬉戏，河畔兜售食物的小摊等一一定格，成为那个时代这条老街绝无仅有的人间烟火影像，更成为与今日这条网红街道的某种历史观照。
此次游历山东还有段不快的插曲让她铭刻在心，即她在青岛患上了猩红热，幸好得到了及时救治。
1946年，赫达·哈默尔与莫理循次子阿拉斯戴厄·莫理循在北平结婚，并改随夫姓，叫作赫达·莫理循。难能可贵的是，赫达·莫理循虽然与未曾谋面的公公老莫理循没有交集，但对中国的热爱都是一往情深，还一同用相机为济南府留下美好瞬间和永恒记忆。
阿拉斯戴厄夫妇后来离开北平，短暂逗留香港后，于1947年定居英属沙捞越（今属马来西亚）。1967年移居澳大利亚堪培拉。
1979年和1982年，赫达先后两次回到北京。她触景生情地慨叹道：“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有机会目睹了中国往日之风采，那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现在这一切都已永远消失了。”
1991年，赫达病逝于堪培拉。次年，其丈夫遵其遗嘱，将其在中国十三年所拍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二十九本影集，全部赠予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2009年，已成为知名鸟类学家的阿拉斯戴厄·莫理循在堪培拉去世，享年94岁。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