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大衣哥”的“恶意”,从何而来?记者调查朱之文16场演出被取消背后的真相
新黄河  7小时前

新黄河记者:梅寒 丁国彬  

11月3日,湖北孝感安陆,小雨。朱之文上台,唱了几首歌。台下伞挨着伞,人挤在雨里,有人把手机举过头顶,有人高喊“大衣哥”。他唱完,鞠了一躬,下台,雨还在下。

这一次,没有举报电话追到现场。对朱之文来说,能顺利唱完已算难得,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份,他至少有16场演出被取消。

10月23日早上8点,朱之文走进菏泽市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手里紧紧攥着手机,里面是截图和录音。他在派出所待了三个多小时,出来时已近11点半,门口有人问他怎么样,他答:“该交的都交了,这个得看他够什么罪。”

第二天,河北保定曲阳,朱之文换好演出服,妆也化好了,站在后台等上场。一位主办方的负责人走过来,脸上挂着歉意,话说得很慢:“朱老师,演不了了。”他没多问,他知道因为什么。他转身回去,换衣服,上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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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10月29日,他回到郭村镇派出所。这次身边多了一个人,从北京聘请来的律师杨安明。两人进去,补充提交证据,出来时律师说,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了。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朱之文在家里的院子里接待一拨又一拨记者,把那些话一遍一遍重复:“我怎么就成劣迹艺人了?”“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他觉得委屈。手机还是不间断地响,他现在害怕接电话,电话接起来,十有八九是主办方打来的,说话客气,话也说得绕,意思却明确:原定的演出,办不了了。刚过去的十月,这样的电话他接了十几个。他算了算,取消了至少16场。

朱之文说不上来最早的举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劣迹艺人”四个字,开始在网上传。

何为劣迹艺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1年发布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明确了“劣迹”行为:涵盖危害国家主权、涉黄赌毒、酒驾滋事、假唱、违背公序良俗、发表不当言论等多种情形,规定了惩戒措施,设立了复出程序。朱之文对照了一遍,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一条。他说,举报的人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没有问过他一句话,直接就把材料递到了各个部门。

围绕朱之文被举报一事,新黄河记者连日来多方采访调查发现,网传及举报人对朱之文的指控事实,目前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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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大的言论与频繁的举报

采访的镜头对着他,朱之文说:“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不会接受任何道歉!”

他很少这样说话。他说这帮人这几年一直如此。但举报密集起来,是今年6月之后的事。演出多了,举报也多了。“他们就是眼红,想办法不让你接那么多演出。”到9月,“是最厉害的。”

他给几个熟悉的主办方打电话,问是不是接到什么通知了,对方否认,只说“先缓缓”。缓到十月底,十几场演出没了。有些是审批问题,有些是主办方自己打了退堂鼓,还有的是场地“存在安全隐患”,理由各不相同,结果一样。

对于被举报,朱之文用了四个词: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计划。

那些截图和录屏证据,他存在手机里。一个群里,有人晒出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截图,配文:“只要朱之文的演出敢发预告,我们就敢合法合规进行监督。”另一个群,有人说:“坚决不能让朱之文和他的经纪公司偷税漏税。”底下跟了一串:“大家跟踪举报朱之文的演出,看是否备案合规、是否缴税。”然后贴出各地文旅部门的电话和朱之文即将要去的每一个地方。

“他们就是这么弄的。”朱之文说。

有主办方跟朱之文透露,有人在电话里说,只要他去,就用鞭炮到现场轰。“那些黑粉给人家乱打电话,乱骚扰人,还威胁人家,人家不敢演。”朱之文说。举报不只递到部门,还打到了主办方单位领导的办公室。

在一次采访中,朱之文说过一句话:“演出辛苦,种地不辛苦。”这话在网上传开之后,他赶紧解释:“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收一次麦子要十天半月,天热能把人热晕过去;现在机器种地,体力活减轻了。”他想说的是科技进步,农民不用再那么苦了。但传出去的话只剩一句:“朱之文说农民种地不辛苦。”

8月底,枣庄台儿庄古城那场演出,主办方给他换上一身员外服,让他扮“庄主”,配合景区做文旅宣传。他坐在游船上,清唱了几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视频传到网上,有人把“员外服”说成“地主服”,指责他“穿地主服唱革命歌曲”。

这也成了举报者口中的朱之文是“劣迹艺人”的“证据”之一。

朱之文觉得冤。他本身就是农民,农忙时还在地里收玉米。景区让他配合宣传,他即兴唱了几句革命歌曲,怎么就成了“穿地主服唱革命歌曲”?那些画面被一帧一帧截下来,配上字,发出去,再被转发,一圈一圈放大,最后回落到他的生活里:电话不敢接,演出被取消,记者一拨一拨来,他一遍一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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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后的举报者们

去年那场打了两年的网暴官司,判了。朱之文赢了,他没怎么对外说,但判决书他仔细收着。

判决书写得清楚:自2020年6月到2023年5月,被告人孙某某在抖音发了数百条关于朱之文的视频。29条浏览量超过5000次。19条含侮辱、诽谤内容。

法院认定孙某某犯侮辱罪,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诽谤罪,判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关于孙某某本人,判决书里只写了几行:女,初中文化,1967年出生,案发时租住在江苏徐州沛县一个小区。朱之文把这几行看了几遍,这是他知道的关于孙某某的全部信息。

“我也不认识她,”他说,“没有仇没有恨。”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能连着几年发他的视频,他想不通。

判决下来了,但举报没有停。

这次举报朱之文的人,新黄河记者联系到两位。

10月23日,新黄河记者首先联系了刘明。电话那头,他承认得干脆:“我本身是实名举报人,是我进行的举报。”

刘明,浙江湖州人。举报理由是“偷税漏税”,“已经举报到国家税务总局了”,“有证据”。除了税,他还加了一条:“根据国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他是没有具备演出条件的,因为他都是翻唱、剽窃别人作品的,这个是违法的。”

同一天,记者也联系到另一人王平。电话那头,他先纠正了一个说法:“我不是举报朱之文,不要说我举报他。”

王平,山东济宁人。他说自己是“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没有恶意去举报他某一场商演,我只是核实活动内容跟报备材料是否一致”。

他开始数:朱之文“既没有挂靠其他公司,也没有别的相关备案信息”;演出服装、现场播放歌曲是否跟报备审批一致;8月到学校参加活动,现场换衣服、在课堂教英语、跟学生互动,“现场穿着的服装是否在报备范围之内”。一条一条,他说这些都是具体问题,不是恶意投诉。他说自己没加入任何网络群聊,都是单独反映。

但他承认,2020年就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数十次关于朱之文的问题,比如朱之文家门口聚集了大量人员。2023年之后不再关注。今年又留意起来,原因是看到朱之文到学校教英语。“他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去学校教英语,我个人认为这会给小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刘明跟朱之文不算陌生人。2023年,朱之文以侵害名誉权起诉过刘明。一份落款2023年7月3日的承诺书上写着:“本人刘明(化名)特此承诺,从今日起不在网络上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不再侵害朱之文的名誉。”后面跟着刘明的亲笔签名。

刘明承认写过承诺书。但他说那只是“承诺不发表没有依据、不属实的证据,不属实的作品”。“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刘明加重了语气。

对于承诺书,朱之文的说法不同。他说,自己曾经对刘明提起过诉讼,那份承诺书是经当地法庭调解写下的保证书,刘明承诺不再攻击之后,他撤了诉。

刘明说,他手里的证据是韩文(化名)给的。11月2日,新黄河记者联系到韩文。韩文说,朱之文刚成名时,两人关系亲近,他觉得自己对朱之文帮助很大。后来网上传他跟朱之文“二八分账”,“是造谣”。他否认“二八分账”,否认“代理”,也否认参与举报。“现在对他的举报与我无关,”他说,“过去那些事不想再提也不想再参与了。”

被指控的“事实”

被取消的演出,一场接一场。

10月24日,河北保定曲阳一景区内。朱之文换好衣服,化完妆,准备登台。主办方走过来,脸上带着歉意:“演不了了。”

他转身回去,换衣服,上车。

往前数几天,泰安。他已经在火车站排队等上车,电话来了,演出取消。

还有原定十月中下旬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的一场活动,同样被取消。

新黄河记者分别向泰安、济宁、济南等多地主办单位和相关部门进行了求证。据知情者透露,这几场演出取消都是有客观原因,并非因为朱之文被定性为“劣迹艺人”。

今年7月,朱之文在济南恒隆广场参加一款新车上市发布会,登台唱了多首经典曲目。现场观众说,那天的场面人流量堪比跨年夜,那次演出顺利,没人阻拦。

三个月后,举报来了。演出一场接一场地消失。

举报理由,朱之文说对方“硬往你身上安,就是说朱之文是劣迹艺人,你们不能用他”。有主办方透露,曾收到“用鞭炮到现场轰”等威胁性语言施压。

涉嫌偷税漏税是另一项重要指控。

10月29日,朱之文在接受新黄河采访时明确否认。他说自己演出能拿税前报酬,回户籍地自行申报缴纳个税;也可以由演出方税后结算、演出地代扣代缴。近些年都是跟演出方自行签合同,拿税前收入后回本地申报纳税。“咱不懂,但咱也不能欠国家的钱。”

新黄河记者从税务部门证实了朱之文的说法。

版权问题,朱之文说早年在央视演出时咨询过,“说是哪儿让我去唱哪儿申报版权。”

就“翻唱、剽窃”指控,山东融玺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刘顺顺表示,法律层面的判断与此并不等同。唱别人的歌本身不违法或侵权,是否侵权取决于该演唱是否属于须经许可付费的“公开表演”“商务演出”,及是否存在合理使用等法定例外。“没有原创、单纯唱别人的歌”本身不构成剽窃,也不因“非原创”而违法;单纯演唱是传播使用而非创作,不冒名、不篡改即不单独承担侵权责任。如商演演唱他人保护期内歌曲且未经授权,属于民事侵权。免费演出(不售票、不付酬、不以营利为目的)属合理使用,不侵权;已进入公有领域(保护期届满)的民歌可自由演唱。

11月2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工作人员表示,演出时所唱曲目“当然需要”版权授权,流程通常是主办方或组织者先申请、报歌单核查,属于协会管理的会发放授权并收取许可费,“不是谁唱谁申请”。

截至发稿,尚无著作权权利人公开主张朱之文侵权。

单打独斗的草根艺人

朱之文没有经纪人,没有法务。所有电话他自己接,所有合同他自己看,所有举报他自己应对。新黄河记者跟踪采访他多年,每次遇到事,都是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拿着手机,一个号一个号地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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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找个经纪人?”

“找谁?找的人靠谱不靠谱?人家来了,是帮我还是害我?”

他吃过这样的亏。出名了,身边围上来一圈人,这个说帮你打理,那个说帮你对接。最后钱给了,人不见了。

去年网暴官司,他请了律师。律师费不便宜,他咬牙付了。判决下来,有人劝他趁这个机会组建团队,法务、经纪、宣传都配上。他没听。“我就是一个农民,”他说,“弄那么多人干什么?”

但问题不会因为他“就是一个农民”就绕开他。举报来了,他得自己接电话解释。演出取消了,他得自己打电话问原因。他不知道什么叫“舆情”,什么叫“合规审查”,不知道举报材料递到哪个部门、该找谁。

他只知道唱歌,种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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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手里攥着证据,准备起诉五六个人,“五六个有代表性的”。“该民事就民事,该刑事就刑事。该是什么,他给我造成了什么损失,他就得怎么赔就行了,他不能胡说八道就行了。”

律师杨安明说,这种行为符合网络软暴力的特征,涉嫌寻衅滋事。侮辱诽谤案件正常是刑事自诉,但如果“已经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了,可以自诉转公诉”。

资深经纪人李萌在接受新黄河采访时表示,艺人跟经纪公司合作,核心是依托专业团队做长线规划、资源协同、风险管控,宣发、粉丝运营、形象管理、法务支持、合同与法律风险防控都有人管。“经纪公司本质是用专业分工、法务保障、行业资源,帮艺人把精力聚焦到演艺事业上”。

“要是有一个懂行的人帮着打理,”有人问朱之文,“是不是会好一些?”

他沉默了一会儿。

“可能吧。”他说。然后补了一句,“但这个人得靠谱。”(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刘明、王平、韩文皆为化名)

编辑:刘梅梅  校对:汤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