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李政:中国能源转型需迈过“系统重构”关
光明日报  2小时前

与谈人:李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秘书长)

主持人: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谭 曹雅楠

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将于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世界目光再次聚焦各国的减排承诺与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全球能源格局深刻演变,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25年底,全国风光装机合计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越火电,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规模扩张已具备世界领先基础。然而,随之而来的系统性挑战也快速显现。在用能刚性增长的背景下,如何持续走好能源转型的中国路径?

近日,在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2026清华大学全球气候传播论坛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秘书长李政教授为我们深入剖析中国绿色低碳转型新阶段的能源系统变革路径。

能源转型的阶段特征

记者:您提出中国能源转型已经从“规模扩张阶段”进入“系统重构阶段”,如何理解这一判断?

李政:过去新能源规模化发展成绩显著,但“大装机、小出力”问题突出。过去十几年,我国新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度电成本降至与煤电相当甚至更低,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产业链,光伏组件、风电装备分别占全球约八成、七成;截至2025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达38.9亿千瓦,其中风光装机合计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成为装机第一大电源。但也要清醒看到,风光装机占比已接近一半,发电量却仅占总发电量的22%,火电仍是最大发电量来源——典型的“大装机、小出力”,装机第一绝不等同于发电主力。在用电刚性增长的背景下,风光仍需继续大发展。

大规模装机已不再是瓶颈,障碍转向电网消纳能力。当“建得起、建得快”不再是最紧迫的约束,瓶颈的位置发生了迁移——从“装够没有”,迁到了“系统能不能把清洁电力真正用起来、用对时候”。换言之,今天的真实约束已不是装得够不够,而是系统能否把已建成的清洁电力真正消纳掉、用起来。

由此,转型已从“规模扩张”进入“系统重构”阶段。现阶段能源转型要解决的,是“波动电源能不能稳定、可靠地顶上来”的问题。我们必须从“规模扩张”走向“系统重构”——把以火电为基荷的系统,改造为“高比例波动电源、坚强电网、灵活调节、市场信号、需求响应”协同运行的系统。当前的主要卡点,集中在基础设施与系统协同的短板,而不在电源本身的规模。

能源转型的矛盾与难点

记者:您所说的“系统重构”目前存在哪些难点?

李政:我国碳达峰已到了冲刺阶段,按照既定目标,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5%,风光装机要做到28亿千瓦以上;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占比30%以上,风光力争36亿千瓦,净排放较峰值降低7%~10%。同时,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那就是煤炭消费如何安全有序地达峰并且逐渐下降。

2025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51.4%,化石能源仍是电力保供的“基本盘”,也是我们的兜底电源。我们是在一个14亿多人、用能仍在刚性增长的大国里,所以必须同步推进“降煤”与“保供”,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必须在发展中守住能源安全,这在国际上没有可以照搬的捷径。

记者:决定中国能否如期实现碳达峰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李政:要厘清这个主要矛盾,关键在“增量”二字。“十五五”时期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年均新增约6000亿度,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所谓电力碳达峰,是指这每年新增的需求完全由绿电满足、并逐步替代存量,而非发电总量见顶。满足增量的来源只有两类:一类是绿电,包括风、光、水、核、生物质,其增量取决于非化石能源尤其是风光的发展速度;另一类是化石电力,主要是煤电。需要明确的是,化石发电并非政策自变量,而是一个被动的“因变量”——它补的,是年新增需求与非化石新增发电之间的缺口:缺口为正,化石就不得不增发电,碳排放继续上行;缺口转负,绿电覆盖有余,才具备替代存量、推动达峰的前提。因此,决定我们能否如期实现电力碳达峰的主要矛盾,不在电源规模本身,而在“增量是否被清洁覆盖”这道关口。

2025年我们首次交出了“正向答卷”:全国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已经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4度是绿电。全口径的煤电发电量同比下降1.9%,占比降至2025年底的51.1%。国家能源局今年三季度最新数据显示,国内煤电发电量占比继今年上半年首次低于50%之后,9月底又进一步降至49.1%。我们的转型在稳步推进,但这绝不是终点,如果绿电增量跟不上,缺口就会重新压回煤电。碳达峰不会自动到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

记者:为什么绿电“建得快”,却常常“用不上”?

李政:即便装机规模已经上去,仍有三道系统错配横在前面,让“装得上”不等于“用得上”。

第一,时空错配。我国风光资源七成以上集中在“三北”和西部,用电负荷却在中东部;光伏白天发、风电夜间好,与用电高峰错开,清洁电“发得出”却常“送不到、用不对时”。青海、西藏、新疆、甘肃等资源富集省份,新能源利用率反而走低,局部光伏利用率已跌破90%。

第二,能力和灵活性错配。装机可按“年”增长,电网延展、储能布局与调节能力培育却需要更长周期。2026年一季度,全国风光利用率已降至91.4%和90.6%,局部跌破85%;全国一度超150个地区因配电网承载力不足出现暂停报装的“红区”。一旦“装机涨、消纳跌”的剪刀差形成,绿电便难以顶上峰荷、替代煤电基荷。

第三,价格和市场错配。去年,《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动新能源全面入市,旧的“保量保价”兜底退场,电价由中长期合约与现货市场共同形成;全面入市后,价格下行、曲线波动、偏差考核“三大风险”齐至,而各类灵活性资源的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价格信号一旦扭曲,就会拖延系统集成投资,间接拖累增量平衡。

能源转型的破局之道

记者:面对这三道“卡脖子”的现实考验,我们应该如何破局?

李政:系统级的约束,必须以系统级的“组合拳”来破。电网、灵活性与市场三个支点必须同时转动,分别对应前面的三重错配——这就是破局的总思路。

第一个支点是电网与跨区通道。新能源“建得成、送不出”,甚至陷入“电网建成之日就是亏损开始之时”的困境;必须依托特高压,构建“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资源配置格局,把西部的清洁电能送到东部负荷中心。大型能源基地的枢纽作用正在显现,跨区通道正是把“装得上的清洁电力”用起来的第一杠杆。以“疆电入渝”(哈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为例,这条跨越千里的“电力高速公路”每年将超360亿度、日均上亿度的西部清洁电能直送重庆。

第二个支点是灵活性资源。从“源随荷动”到“源网荷储协同”,灵活性资源正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器”——把“看天吃饭”的新能源,变成“可调可控”的电力。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快速成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达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约1.6亿千瓦、新型储能装机3亿千瓦。

第三个支点是市场机制。依靠碳市场扩围与绿电绿证交易,让市场替代行政兜底,使碳价信号真正进入企业决策,把环境“外部性”内化为投资的指挥棒。

能源转型不是匀速向前的直线,而是一场边前进、边重构的系统工程。转型能不能走稳,既取决于工程与技术,也取决于传播与共识。进入“硬骨头”阶段,既要看清困难,也不必过分焦虑。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全球最短时间实现了幅度最大的碳强度下降,中国路径具有确定性,目标清晰、行动坚决。18.4亿千瓦的装机规模,是我们已经做到的;而“大装机、小出力”的落差、绿电增量能否持续跑赢用电增量,是我们继续要攻克的。这正是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最真实也最生动的故事。

编辑:杨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