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美国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于2007年提出的名词“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成为席卷全球的热门语汇。它借用特洛伊战争之后英雄“奥德赛”及其同伴漂泊十年返乡的故事，隐喻当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刚刚成年到真正成熟的过渡时期。这段时期伴随着生活状态不稳定、心理上迷惘无依，似乎成为与“青春期”、“更年期”等同样具有医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典型时代症候。

如果回到原典，我们就会发现“奥德赛时期”背离了真正的“奥德赛精神”。

从表面上看，当代年轻人的境遇与3000多年前奥德赛的传奇经历确有相似之处：

奥德赛带着战争遗留的创伤，为返回故土而踏上未知的海上冒险之路；当代年轻人在“内卷”、失业、高成本婚育、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诸多现实压力下，被迫卷入时代洪流。

奥德赛的故事里充满考验：自己在归途中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他的妻儿同样面临一次次命运和忠诚度的试探；当代年轻人也在不断试错中成长、修行，直至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进入下一个相对平稳的人生阶段……

事实上，“奥德赛时期”的当代语境与西方古典英雄时代迥然有别。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拨云见日，以平常心处之。

首先，“奥德赛时期”并非每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提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大变局中，描绘了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内部社会撕裂、道德失序、价值观逐渐崩塌、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年轻人刚从家庭和校园走出，更容易缺乏安全感，无所适从。因此，“奥德赛时期”的潜在逻辑是将一种不正常、非良性的心理状态普适化、常态化，从而掩盖社会运转失效的事实，这是对英雄奥德赛的“误读”或“选择性理解”。

奥德赛方向明确、内心坚定。“返乡”始终是他的目标，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他从未放弃这个航标，也就从未真正迷失。他的同伴有些误食“忘忧果”，彻底忘记了归返的初心，他却一直保持警醒。他以蜡封耳，抵抗塞壬歌声的魅惑；拒绝永生的诱引和女神卡吕普索的情感羁绊，坚定不移地回家与妻儿团聚。尽管先知特瑞西阿斯预言他的旅程异常艰辛，他毫无畏惧。风暴总把船吹离方向，海怪和巨人的侵袭甚至神的诅咒全不曾摧毁他的意志。

可见，奥德赛这一经典给后人留下的启示不只是漂泊和迷茫，更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此外，“奥德赛时期”暗示了人的被动应对以及在大时代中个体的渺小，而奥德赛并未被动接受命运安排，随波逐流。

《荷马史诗》对战争与航海的刻画实为古代海洋文明在上升期崇尚冒险、主动扩张的写照。曾献出“木马计”终结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奥德赛象征人类的最高智慧，他总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绝非蛮夫形象。与同样聪慧、破解“斯芬克斯之谜”的俄狄浦斯不同，奥德赛不似后者那般自负和偏执。他经常能透过表象看本质，沉着而忍耐，从不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恩赐与怜悯，对未知的坎坷有清醒认知和充分心理准备，卡吕普索称赞他“睿智而机敏”。

面对费埃克斯人的挑衅、比武，奥德赛并没有刻意炫技，而是几番为歌者吟唱的逝去的英雄而落泪，他的真诚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帮助。他游历冥府时见到诸多神和英雄的魂灵，奥德赛能以过往为鉴，理性评价他们的弱点过失和丰功伟绩，转化为自己前行的警诫与动力。故而奥德赛的漂泊尽管险象环生，却临危不乱。

他是时代的创造者和自身的定义者，在特洛伊战争中被其他英雄遮蔽的光芒正是通过这十数年的跋涉和追寻散发出来。

进言之，“奥德赛时期”以全球化话语的“共性”假象替代了文明的差异、个人独特的体验与思考。其实，在不同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中，对它的认知和化解方式可能大不相同。

比如肇始于神话和史诗的西方文学强调冲突对抗，衍生出弑父、离散、战争、失去家园等主题，“漂泊感”延续至今。

而中国思想以平衡和谐为贵，“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乐天豁达而非焦虑不安一直是中国人更认同的生活态度。家庭伦理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亲人、故乡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在感受到外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性时，可以从中获取力量和安全感。

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没有捷径，无法被经过简化、抽象化、程式化的语词所框定。“奥德赛时期”的滥用很容易使其形成具有特定意义的专属标签和年轻人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消极心理暗示。

“奥德赛时期”实际上是一道伪命题：人生何时何处不存在考验和磨难，不会感到无助和迷惘？正如中年但丁达到人生巅峰后又堕入无比幽晦的深林，渴望先哲和真理的指引；歌德直至晚年仍困于“浮士德难题”，不懈追问生命之意义。

因此，不必过度放大它的特异性。或许，人们可以回到“奥德赛精神”，面对充满挑战、不确定的人生，像英雄奥德赛那样，凭借智慧和勇敢，克服万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和未来。（作者：陈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