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中广东乡试第一，30岁登进士第，此后入翰林、掌国子监、任礼部侍郎——如果只看履历，杨起元的人生称得上一路显达。但比这些官职更贯穿他一生的，是另一件事——求学与讲学。从京城到南京，再回到故乡惠州，他走到哪里，便把讲席设到哪里。

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明代惠州府归善人。他自幼聪颖，十岁已能诵读《尚书》，隆庆元年，20岁的杨起元参加广东乡试，取得第一名，成为解元。十年后，他在万历五年登进士第，随后进入翰林院。

对于杨起元来说，“求学”是贯穿其半生的事。在漫长的应试过程中，他就曾多次外出访师问学。万历四年，杨起元游历南京，结识学者黎允儒。交谈中，他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罗汝芳（阳明后学中的重要人物）的思想。第二年，罗汝芳来到北京讲学，刚刚考中进士的杨起元前往拜见，并正式以弟子之礼相待。后来罗汝芳离京，杨起元还专程追随问学，希望尽得其传。经由这层师承，杨起元也进入阳明学发展的脉络之中。

在《明儒学案》中，杨起元曾说：“明德本体，人人所同。”在他看来，人与人虽然经历、身份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有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可能。学问也不该只停留在书本和言辞中，而要回到每一天的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之中。

因此，杨起元谈学问，经常从最普通的生活说起。在《证学编》中，他谈到父母、兄弟、朋友以及日常待人接物，强调人在具体生活中反观自己、理解别人。他甚至提出，看自己时要多检视不足，看别人时则要多看到长处，这样的论述，也让看似高深的心性之学落到了具体的人情日用之中。

“讲学”也由此贯穿了杨起元此后的仕宦生涯。万历十七年，杨起元任国子监司业，后来又历任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等职。《明儒学案》用“所至，以学淑人”概括他的一生——走到哪里，都以讲学育人为重要之事。

而在故乡惠州，这样的讲学活动尤其密集。他在惠州西湖丰山永福寺修建文昌阁，在此聚徒讲学，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永福寺本就是明代惠州士人读书讲学的重要地点，叶梦熊、叶春及等“湖上五先生”也曾在这里留下读书、论学的足迹。到了杨起元时期，丰山一带继续成为惠州士人交流学问的重要空间。

除了永福寺，他还在归善县城建起敦仁精舍。这里与今天我们熟悉的学校课堂并不完全相同，更像是一处开放的读书、论学场所。远道而来的朋友，有时会在这里一住十天甚至一个多月，住得近的人，则常常早晚往来。众人谈学论道，并不拘泥繁复礼节，气氛颇为自由。

杨起元的学生也不仅来自惠州。归善、河源、东莞等地，都有人前来从学。广州禺山、天关等书院，也曾留下他的讲学足迹。由惠州到广州，再到南京，他一边为官，一边讲学，逐渐成为晚明岭南学术的重要人物。

杨起元一生留下《证学编》《杨文懿集》等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证学编》四卷，称其中多为尺牍、语录和讲学文字；《杨文懿集》则收录其诗文。

不过，杨起元的思想在后世也并非只有赞誉。他继承罗汝芳一脉，在儒、释、道关系等问题上的一些观点较为开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后世文献便曾批评其学说受禅学影响。

万历二十七年，杨起元在惠州去世，终年53岁，后谥“文懿”。后世惠州人将他列入“五先生”祭祀，旧时惠州府城还曾有一座题为“盛世文宗”的牌坊纪念他。

从归善少年，到广东解元、翰林官员，再到四处设席讲学的“复所先生”，杨起元的一生始终没有离开“学”这个字。

今天，我们不妨循着丰山永福寺的讲学旧事、《证学编》留下的文字，再认识这位四百多年前的惠州读书人，也听杨起元自己讲讲，他一生求学、讲学的故事。

杨起元自述：

所谓圣贤之道，没有那么遥远，它就藏在每天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细节里。

我叫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惠州府归善人。隆庆元年中广东乡试第一，万历五年登进士第，后来历任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等职。

我师从罗汝芳，承接阳明心学一脉。我相信“明德本体，人人所同”，求学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本心，并将所学落实到日常行事之中。

回到惠州，我讲学授徒，在丰山永福寺设讲席，并参与纂修《惠州府志》。我一生讲学、著述，留下《证学编》《杨文懿集》等作品，后世又将我列入“时文八大家”。

如果这些文字和讲席，能让后来的人多一点自省、多一点笃行，也就没有辜负这一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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