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初夏北京，一场关于山河与历史的对话在字里行间铺陈开来。作家、评论家李敬泽携新作《上河记》与《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与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出版人曹元勇、评论家李静共聚一堂，探讨地理行走与历史钩沉如何塑造一个写作者的现实感与精神根系

两部作品主题各异，《上河记》如一次穿越大地肌理的行走，李敬泽以文字为舟，载我们沿黄河溯流而上，在现实的河岸与历史的波光间穿梭，体察生活最本真的形态。《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之旅，他用独特的语言，将冰冷史册中的先贤与神祇唤醒，化为可感可触的“邻居”，在古老智慧与当下困惑间搭起桥梁，让历史的幽深回响叩击今日心灵。

无根者的精神认领

李敬泽的开场剖白直击人心。“我是个没有故乡、没有丰富童年记忆的人。”他坦言，自己曾随父母辗转天津、保定、石家庄，少年北上求学定居北京。这种“无根”的漂浮感，成为他2000年毅然加入“走马黄河”项目的深层动因。

二十多年前，时任编辑的李敬泽挤出时间，一段段行走黄河中上游。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山河大地与沿途人民的生活细节，被他记录在《上河记》中。现场照片、手绘地图、古墓草图，无不诉说着当年的足迹。

“那不是一次风景观光。”李敬泽强调，行走是对自我有限性的确认与突破。 面对陌生土地与人群，所知越多，越深感认知的边界。这种“小心翼翼又满怀热情”的态度，让行走成为“落地扎根”的尝试，建立起与土地、人民真实而珍贵的“亲密感、在场感和身体感”。

李洱敏锐捕捉到此行对一代知识分子的意义。他将《上河记》视为李敬泽乃至同代人的“精神成人礼”。2000年前后，这群生于1960年代、饱读诗书的知识者，在迈过三十岁门槛时，集体萌生出强烈的“接地气”冲动。“我们从书本走出，渴望在天地人之间重建有机联系。”李洱说，行走黄河象征着对书本知识的超越，是对生活实感的追寻。这次行走深刻塑造了李敬泽此后二十年的思想与写作路径——从抽象理念回归鲜活人间。

出版人曹元勇则点明《上河记》与当下充斥的“打卡攻略”式游记的本质差异。书中没有景点的罗列，却处处是与土地共振的生命体验。在宁夏喊叫水村偶遇的乡民对话，在甘肃听闻的吸毒家庭小女孩故事……这些带着体温的片段，让远方真实可触。 “这不是旅行指南，是一本需要勇气书写的自由之书。”曹元勇评价道，它呼唤年轻人放下手机攻略，以“未知”之心走向真实世界。

春秋星火里的诸神复活

当话题转向《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李敬泽展现了他对文明源头的深邃凝视。他将目光投向中国精神的“上游”与“青春期”——春秋时代。在主持人李静看来，这本书奇妙地勾连着《上河记》的行走精神。

李敬泽笑言，书名《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虽与当年行走黄河时阅读的探险家亨宁·哈士伦著作《蒙古的人和神》书名相似，却是“潜意识的作用”。他着迷于春秋的“水落石出”之感——文明初生，人性与选择尚未被后世繁复的枝蔓遮蔽。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英雄或反派，都带着“巨人般的体量”与“诸神般的纯粹”。

李洱高度评价这种历史书写的开创性。他指出，李敬泽精心地拣择，53则故事每一篇都如精准的“七寸针”，刺入民族心理结构的核心。“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权谋伦理、“退避三舍”里的信义抉择……这些沉淀为成语的故事，正是华夏集体无意识的密码。李敬泽的叙述既非简单的故事新编，亦非学究式的考据，而是以现代意识激活古老文本，在重述中映照当下。书中甚至将视野延伸至20世纪思想史。对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辨析，展现出李敬泽贯通古今的思辨力。“他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天真与明朗之恶，如何与20世纪的幽暗形成刺目对比。”李洱感慨，这种对照迫使我们严肃审视自身文明的某些痼疾。

曹元勇则从出版角度揭示《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的匠心。53篇的结构暗合中国文化中“五十三参”的深意，封面设计以青铜器纹路为底，书名如印章般镌刻其上。他特别强调，此书绝非旧作《小春秋》的翻版，而是李敬泽对春秋典籍多年沉潜后全新的淬炼与编织。书中将现代语言（如“微博体”）巧妙融入古文重述，形成独特的“李敬泽体”，自由穿梭于散文、杂文、小说笔法之间。

两本书，一条地理的黄河，一条时间的“春秋”之河。李静精准概括了二者的内在呼应：《上河记》是空间上的溯游，在母亲河的奔流中寻找大地的实感；《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是时间上的回溯，于文明的晨曦里辨认精神的基因。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无根者“落地扎根”的渴望，也提供了一种抵御信息时代“轻浮意见”的厚重方法。

“当我们意识到自身的有限，面对远方或近处的苦难，才可能抵达一点真挚。”李敬泽的结语如金石之声。在众声喧哗、观点横飞的时代，行走山河，对话春秋，或许正是抵御精神漂泊，重获“吾土吾民”之感的良方。

通讯员：雎静静  编辑：孙菲菲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