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志强  

王方晨《快雪时晴》是一篇能让你掩卷长思，余味如陈年老酒在心头百转千回的文字。妙处不在情节之繁，而在意蕴之深；不在言语之巧，而在风骨之正。此文之魂，窃以为可从“舍”“得”二字勘破。

通篇读罢，不禁长叹。这哪里是在写一个叫“老竹”的民间书法家，分明是在写一种久违的中国文人精神的现代回响。他是作家在现代都市的喧嚣背景下精心塑造的一个趋近于“真人”的形象。他的一生就是一场不断“舍弃”的修行。

其一，舍功名利禄。年轻时的老竹，厂长器重，文化馆欲调，可谓是前程似锦。时代巨变，女工抛弃，让他“舍”去了这一切。这是被动的“舍”，是命运的无情剥夺，逼他回到内心，回到那一方只属于他的书桌，“因祸得福”，得的是艺术上的专注。

其二，舍爱恨情仇。小说写了老竹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层次分明。第一个女工是镜花水月，她的离去是他“求不得”的痛苦。第二个女人小梅给了他短暂的婚姻，也在他的心上又添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面对这两次情感的重创，老竹没有沉沦于怨恨。他只是默默地在雪地上写下“小梅”二字。这“舍”，是舍掉了怨念。不怨，方能自救。

第三个女人菊，是老竹生命里的“时晴”。“你写你的字”，尘世间最温暖的懂得。然而命运再次“快雪”，菊的离世是老竹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击。这次他选择了一种最决绝的“舍”——他烧掉了满屋子的字，撅折了毛笔，倒尽了剩墨。

这一把火烧得好，烧掉了过去的名声，半生心血，更烧掉了心中对笔墨纸砚的“执念”。

“舍”到了极致，便是“得”的开始。屋子空了，心也空了，再无挂碍。他开始在空中比划，这便是“空书”的由来。他从一个在纸上追求技巧的书法家升华成了一个以天地为纸、以心意为笔的“真人”。舍弃了“形”，却得到了“神”；舍弃了“术”，却得到了“道”。他的人生，终于“快雪时晴”，一片澄明。

这篇小说最奇崛、最精妙的意象，作者的神来之笔，就是老竹的“空书”，直接将小说境界提升了一个层次，虚实相生，营造了文学的奇境。

“空书”是虚的，真正的艺术到最后或许根本不需要物质载体。它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与宇宙的对话。

“空书”又是实的。它虽无形，却有神。当他在空中写下巍峨如山的“小梅”二字时，那份积压了几十年的宽恕与深情，其力量足以惊天动地。

“空书”的妙处在于它完美诠释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虚实相生”。空无一物的空气因他的书写而充盈着万千气象；无声无息的动作因他的心意而回荡着雷霆之音。

《快雪时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写了当代美好的“知音”关系，阐释了人生的“渡”与“归”。知音是这篇小说中另一束温暖的光。

阮阿庆将老竹从个人的悲苦中“渡”了出来，让他知道，在这世上他不是孤身一人。当阮阿庆的胡琴被撅折，他也从“有”入“无”，开始在空中“无声拉弦”。妙哉！这二人最终在精神的最高处殊途同归。他们证明了，只要“一颗心”还在，弦就在，笔也在。

而小梅的“归”，则是对老竹人生的圆满。如果说阮阿庆是精神上的知己，那小梅的回归则是尘世间的慰藉。她对老竹说，“我来看看字。”这句话意味无穷。她看的不仅是墙上的字，更是写字的人，是这个人背后的岁月。

老竹最终的原谅是他“舍”的最高境界——舍掉计较，完成了对人性的终极宽容。这“归”，让老竹的“真人”形象彻底落到了实处，有了人间的温度。

《快雪时晴》全篇弥漫着一股清气，传达了当代道心，那就是传统文人风骨的现代回响。小说通过老竹这个人物，深刻地探讨了在高度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里，一个有风骨的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

其一，对抗“唯利是图”。老竹唯一的坚持就是写字，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正是对功利主义最有力的反抗。

其二，对“情义”的坚守。老竹对菊的承诺，对阮阿庆的知音之情，对小梅的最终宽恕，都体现了“情”与“义”。他烧掉那幅价值不菲的字帖时，分明是在进行一场自我灵魂的洗礼，精神的祭奠。这一“化”是全篇的点睛之笔，是人格的升华，其光芒足以烛照人心。

《快雪时晴》是一篇以小切口写大格局，以“真情感”承载“深哲理”的佳作。它告诉我们，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对艺术的虔诚，对知音的珍视，对爱与宽恕的坚守，以及那份在历经风雪后安顿身心的澄明与坦然。

编辑：钱欢青  校对：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