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黄河记者：江丹  

历史学者布琮任的《风雨山河》，通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薛福成、丁日昌及西方顾问马士等人物的交错命运，揭示晚清社会在动荡转型中的政治与文化张力。作者以幕府制度、洋务运动和跨文化交流为主线，细察个人与体制、忠诚与功名、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风雨山河》不是简单的史实复述，而是一场关于理想、责任与变革的思想对话。从曾国藩的慎独修身，到李鸿章的中外交锋；从薛福成的维新理想，到丁日昌的实务操守，再到洋顾问马士的异域视角——这些人物构成了清季多面向的社会群像。他们在旧秩序崩解与新世界来临的裂缝中，挣扎、试探、前行。书中以丰富史料、翔实考证和独到分析，勾勒出晚清社会的交汇碰撞与思想图景。

【试读】

布琮任教授的旧作新集《风雨山河：清季变局中的人物与社会》，焦点在清末数位人物：“曾左李”、薛福成、丁日昌与马士（H.B.Morse）。人物主题在历史写作中向来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被认为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本纪与列传组成基本叙述。从彰显个人功业的传记，到时代稍晚有以重要人物串联起来的各种历史，如由大思想家组成的思想史、重要科学家组成的科学革命史、大导演组成的电影史。这样的书写模式背后预设的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是少数伟人的雄才大略，是他们的智慧、创造与野心。而选择谁当英雄、强调哪些特质，则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如在晚清，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伟人传记的影响，班超、郑和以及“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成为传记主角与作者期许读者们仿效的对象。

相较于这类伟大叙述，另一种与之并行的人物书写是知名人物的逸闻趣事。这类边角小叙事可说是来自《世说》及品评人物的传统，一度是笔记中的重要类别。在晚清之后由于新媒体引入，简短有趣的名人逸事正适合放进报章杂志。从报刊集结的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可说是其中翘楚，成为晚清民初人物掌故的经典之作。

随着历史学的学科化与社会科学化，强调个人独特性的人物书写一度在学术写作中受到抑制。历史学者所应该探讨的是历史中的环境生态、物质基础、社会结构、阶级冲突、时代精神等集体因素，而不是拉抬特定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性质。传记或年谱在某些标准下亦不被当成学术著作。然而这样的方向若推到极端，成为没有“人”的历史，也势必遭到质疑。个人的生命历程虽然受身处时代所限，但时代没有把每个人都变得一模一样。个人在时代限制下的选择、意志与行动的展现，往往是让历史轨迹有不同方向的关键所在。

由是，近些年无论是在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历史写作中，人物又重新被带了进来。其中一种特别有力的写法是借由历史中较边缘的人物，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带出以往历史大叙述中无法揭示的部分，如劳蕾尔·撒切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写美国独立革命后不久新英格兰乡村的产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写改朝换代时的山西乡绅与马戛尔尼使华时两边的翻译，以及最近程美宝写19世纪珠江口华洋交界一名“不知何许人”的少年。这种写法得以成立，必须归功于历史材料的发掘与运用。无论是档案、书信还是个人日记，这些材料都可让后来的研究者更接近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即使之前已经有许多研究的大人物，在材料的发现与重新检视，以及研究视角的变化之下，也可以呈现新的历史意义。

另外，这种带进人物的写法可以展现出力量的条件之一，往往是这些被书写的人物处在历史的变动之中，如时间上的“改朝换代”或空间上的“华洋交界”。在变动之下，个人必须在夹缝中作出许多选择，无论是新与旧的交替还是不同政治与文化间的碰撞。而这些选择都可能让他或她的生命转往不可预期的方向。这种不可预期制造出来的戏剧性悬念，就是吸引读者目光、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历史情境的动力所在。

《风雨山河》选择的人物，无疑处在中国近代史的变动之中。他们一方面因为这些变动与前代人有不同的生命轨迹，另一方面，其个人的作为也成为推进历史变动的力量。“曾左李”、薛福成、丁日昌与马士共同经历的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及晚清王朝的各种改造运动。这里的重要背景是清王朝经过内外的顿挫，从地方督抚出发的革新力量主导情势，而以之为核心的幕府成为有才者施展手脚的场域。经由举业上升的渠道已壅塞多时，而由于地方大员开展各种新事业需要各种能人，诸如薛福成与丁日昌等人才掌握了这样的机会，投入转换的轮辙之中。这些新事业所需要的人，固然不会与传统的学问全然断绝，但同时需要的是接受并转化新观念，以及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布琮任教授从他们的言说与作为当中梳理出新旧交接的面向。

这些新事业的观念与技术很大部分来自海外，除了转译的功夫之外，也需要直接来自欧美的人才。一如美洲、亚洲、非洲的新天地，中国也成为欧美年轻人发展生涯的目的地。尽管未必有相关背景，毕业自哈佛学院的马士和许多年轻人一起被招募到中国工作。从相关的书信资料中，布琮任教授带我们回头看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中国开展事业时所遭遇的情况，诸如同学网络的重要性，或是概念与工作态度的冲突。在来到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当中，马士显然做了较多正确的选择。本书着重叙述的是他前半段在中国的生涯，马士回到欧美之后，中国经验加上他本身的天分与勤奋，他对中国钱币的研究，以及他所撰写的三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与五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让他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并且影响了之后美国中国研究最重要的学者费正清。而他假借一名中国军官兼翻译的视角所写的《太平天国纪事》（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则又巧合地呼应了前述一些主题。

布琮任教授在本书中回顾的人物，除了第一章的“曾左李”之外，并不是一般认为的英雄伟人，但也不是边缘的小人物。这些人在学者眼中并非寂寂无名，但对一般读者来说或许不太熟悉。这些位在“中间”的中介人物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一些关键面向：传统学问与外来的思想资源、既有的政治结构与新创立的组织、对社会组成的旧想象与变动的新事实、以往的网络集结方式与新的网络、必须引入中国与之直接碰撞的西洋人与必须走到西洋受到正面冲击的中国人。在布琮任教授的笔下，读者可以发现，主导书中人物的生涯与际遇的，便是晚清时期这些最关键的张力。

选自李仁渊推荐序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